武昌起义后孙中山在英国的外交活动  

作 者:

作者简介:
袁哲,东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历史学博士,上海 201620;平田康治,美国斯坦福大学历史系博士生。

原文出处:
广东社会科学

内容提要:

武昌起义爆发时,身在美国的孙中山并没有立刻回国,而是先前往英国寻求外交支持和资金资助。虽然孙中山通过非官方途径与英国政府有所接触,但由于英国政府早已明确了武昌起义胜利后对华政策的立场,孙中山此行没有得到预期的结果。当时英国的对华政策,主要是在听取英国驻华官员的建议后确定的,通过挖掘英国外交部所藏档案,辅以已有相关成果,可以更深入地检视1911年孙中山赴英国外交活动的原因、过程及成效。


期刊代号:K3
分类名称:中国近代史
复印期号:2016 年 1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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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K257.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14X(2016)05-0100-09

      武昌起义爆发后,孙中山前往英国,争取英国对革命政权的外交支持。学界对孙氏此行的研究,大致沿两个路径展开:第一条路径,是将孙氏的英国之行与辛亥革命的发展联系在一起加以考察。这类研究成果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认为武昌起义爆发后孙中山前往英国,是对帝国主义仍抱有幻想的心理使然,①由于孙中山没有及时回国,致使革命党群龙无首,丧失了组建政府的最佳时机,最终导致革命果实被袁世凯窃取。②二是认为武昌起义后孙中山的对英外交并没有完全成功,对革命也没有明显的积极作用。③第二条路径,是以孙中山的外交活动为中心展开研究。④

      国内此前关于孙中山此次英国之行的研究,大多是以《孙中山全集》及英国“蓝皮书(Blue Book)”为主要史料,⑤但“蓝皮书”所载英国外交档案的数量和密级有限,不能不制约了研究的深度。⑥英国外交部在处理外交事务中产生的外交文件数量庞大,他们每年把一部分重要的外交文件,整理打印成成册,命名为“机密文书(Confidential Prints)”。这些“机密文书”被分发给外交部的各部门,便于其开展业务。之后,英国外交部再把这些“机密文书”里涉及外交最高机密的内容全部删除掉,将剩余的不机密的内容再次编辑成册。这些不包括机密内容的文件,就会提交给英国国会,被称为“蓝皮书”。准确地说,“蓝皮书”是经过英国外交部两次编辑后,不包括敏感内容和机密内容的文件。

      基于上述原因,本文主要依据英国外交部(Foreign Office)的F0371(英国外交部解密文件)、F0228(英国在华公使馆、领事馆解密文件)两种未刊档案,⑦辅以已公开的英国外交部有关辛亥革命的档案,⑧来进一步考察武昌起义发生后孙中山在英国的外交活动,进而探讨孙中山的革命策略。

      一、1911年11月孙中山在英国的外交活动

      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流亡日本,1896年9月又辗转抵达英国。到英国不久,孙中山被清政府驻英使馆诱捕,后在英国外交部的干预下获释。获释后,孙中山在康德黎(孙中山在香港西医书院学习时的教务长)的帮助下撰写了《伦敦蒙难记》一书,并于1897年出版英文版本,后又被翻译成俄文、日文出版。凭借该书,孙中山的国际名声大大提高,他的革命党领导者身份得到海内外的普遍认可。1897年7月1日,孙中山离开英国。

      孙中山离开英国后前往日本,在东京组建了同盟会。1910年3月28日,孙中山再次回到美国檀香山为革命筹款。10月11日,孙中山抵达美国丹佛市,当夜译出黄兴发来的一封电报。黄兴在电报中写道:“居正从武昌到港,报告新军必动,请速汇款。”⑨然而,孙中山还没有来得及回电,第二天(1911年10月12日)就在当地的报纸上得知了武昌起义胜利的消息。

      武昌起义胜利后,孙中山除喜悦之外的第一反应便是筹谋组建革命政府,第二个反应是寻求列强各国对中国革命的支持。基于自身处境的考虑,孙中山决意“先从外交方面致力,俟此问题解决而后回国。”⑩在他看来,“列强之与中国最有关系者有六焉:美、法二国,则当表同情革命者也;德、俄二国,则当反对革命者也;日本则民间表同情,而其政府反对者也;英国则民间同情,而其政府未定者也。”(11)

      孙中山先是谋求与美国政府取得联系,他致函美国国务卿诺克斯(Philander C.Knox),要求秘密会晤,结果美政府毫无回应。接着他又把目光转向日本,他致电宫崎寅藏,由宫崎转达日本政府,希望取消对他的驱逐令,结果得到的回答是,如果他入境日本,则必须改名。谋求美、日支持无果后,孙中山坚定了前往英国的决心,在他看来,“吾外交之关键,可以举足轻重为我成败存亡所紧者,厥为英国;倘英国佑我,则日本不能为患矣。”(12)孙中山决定前往英国寻求合作,随即联络英国朋友巴卡(13)(J.Ellis Barker),为他即将在英国开展的外交活动做准备。之后又致电给他的美国朋友咸马里(Homer Lea),相约在英国见面。(14)

      巴卡受孙中山之托,在孙中山抵达英国之前,便开始为孙中山即将开展的外交活动穿针引线。1910年10月13日,巴卡写了一封信给英国首相赫伯特阿斯奎斯(Henry Herbert Asquith),信中表达了四点内容:“1、正义在革命党一方;2、革命得到广大民众的支持,并值得同情;3、革命成功的可能性极高;4、不应该干涉中国革命,英国驻华的军事力量不要对革命党人采取行动。”(15)可以认为巴卡写给英国首相的这封信,是孙中山在武昌起义之后访英的外交目标,即如果与英国结盟不成,至少让英国驻华力量对革命保持“善意的中立”。

      1911年11月11日,(16)孙中山从美国纽约乘船抵达英国伦敦。当时中国的合法政府还是清政府,孙中山很难从官方层面与英国政府接洽。因此,孙中山通过英国马克沁(Vickers son & Maxim)机关枪制造厂的负责人达耳生(Sir Trevor Dawson)与英国官员取得联系。孙中山委托达耳生交给英国外交部一份由孙中山与美国人咸马里联合签署的文件,文件注明的日期是1911年11月13日(应为10月13日,时孙中山在美国芝加哥)。达耳生将这份文件交给了英国外相爱德华·格雷(Edward Grey)。这份文件的内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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