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变迁与文化认同:从民众心理认知看古今中西之争

作 者:

作者简介:
韦庆旺(1979-),男,河北迁安人,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心理学系讲师,主要从事社会心理和文化心理研究(北京 100872);时勘(1949-)(通讯作者)(E-mail:shik@psychac.cn),男,湖北枝江人,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心理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社会心理、工业与组织心理研究(北京 100872)

原文出处:
苏州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内容提要:

从社会心理学的两种内隐理论出发,通过考察民众对社会与文化变迁的信念,解释近代以来古今中西文化论争所反映的几种对中国文化和现代化的主要态度。民众对中国社会和中国人从过去到未来变迁的认知具有三种特征:传统与现代逐渐融合;积极指标总体线性增长;好与坏相互激荡凸显社会活力。民众的中国文化本质论由实体论和不变论两个维度构成,实体论认为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有本质的不同,不变论认为中国文化不可改变;实体论是对中国文化持积极态度的基础,但只有结合不变论,才能解释对中国文化的否定和肯定态度。社会变迁认知和中国文化本质论,从内隐理论的不同角度共同揭示了中国人在近代中国文化受西方文化冲击背景下,应对中国文化认同危机的心理机制及其对全球化时代新的意义。


期刊代号:B4
分类名称:心理学
复印期号:2016 年 1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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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B849;C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7068(2016)02-0001-14

      近代以来有关中国文化的讨论,始终离不开国家受西方列强入侵后救亡图存这段历史的影响,从而产生激烈地批判否定它的主旋律,以及基于各种心态各个层面对它进行肯定的附属旋律。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对民初(民国初期)东西文化论战中的各个派别进行了详尽深入的分析,化繁就简,可用古今中西之争来概括。[1]29-66,[2]36-69,[3]1280-1329立足古今之争,倾向于认为中国文化面对西方文化的威胁应该除旧布新,进行全盘借鉴西方的自我改造;立足中西之争,倾向于在应对中国文化面临的危机时,强调中西文化是两种在性质上完全不同的文化,各有所长。无疑,承认前者虽然勇气可嘉,贴近当时的社会现实,但会危及中国人的文化认同。强调中西之别,虽然在当时容易被误解为简单地固守传统,但它不仅是对前者反传统的自然反抗,而且从长远来看有利于中国人的文化认同获得连续性。经过20世纪80年代末文化论战的新一轮发酵,到21世纪全球化的深入,在国内深化改革与复兴传统文化并举的社会实践中,古今中西之争是个仍然没有充分解决的现实问题。

      不管是新文化运动为代表的对中国文化的否定态度,还是以新儒家为代表的对中国文化的肯定态度,都可看作知识分子应对中国文化认同危机的心理反应。这些心理反应的背后,虽然有着同样浓烈的爱国情怀为基础,却发展出多种极其复杂的不同思想走向。[3]1280-1329知识分子的这些文化态度在老百姓身上是否也有类似的反映呢?现代化的实现和传统文化的复兴归根结底要靠广大的普通老百姓,因此考察他们对传统文化和现代化的态度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社会心理学的内隐理论(implicit theory)认为,普通人对事物常常有朴素的不自知的看法和认知,这些看法并不一定与科学理论和专家观点相同,甚至很多时候恰恰不一致。[4]一个人对某事物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受他对该事物内隐的认知的影响。笔者从社会心理学的两种内隐理论出发,通过考察民众对社会变迁与中国文化的认知,解释他们对中国文化和现代化的态度。这种心理学解释的最大意义在于:通过发掘和提升隐藏在广大民众中间的群体智慧,探寻解决古今中西之争的新视角和新方法,为引导和塑造更有利于中国传统文化复兴和实现全面现代化的民众心理认知提供科学的建议。

      一、心理学研究社会变迁的思路

      心理学对社会变迁的研究,要么着眼于某种心理维度随着社会发展如何变化,考察人们的心理随着时间如何变迁;要么着眼于个体对社会变迁本身规律的看法,考察人们对社会变迁的心理认知。不管是哪一种思路,均离不开“近代以来西方国家的自发现代化以及非西方国家受西方输入现代化影响产生的被动现代化”这一一体两面的全球社会变迁背景。对于西方国家而言,他们内生的对社会变迁的认识影响了非西方国家对社会变迁的认知。即使是非西方国家对现代化弊端的反思和批判,其观点也受到西方国家的主导性影响。在这种“西学东渐”的背景下,非西方国家的社会变迁研究总是绕不开要不要全盘西化的争论。因此便不难理解,社会变迁成为心理学家感兴趣的研究主题,是与跨文化心理学和非西方心理学的发展,以及文化逐渐成为主流心理学的重要课题之趋势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一)从心理变迁到变迁心理

      长久以来,跨文化心理学发现并建构出以“个人主义—集体主义”(individualism—collectivism)价值观为核心的理论框架,用来描述不同国家或文化之间的差异,并经由“独立自我—互依自我”(independent self—interdependent self)的概念引起主流社会心理学的关注。[5]与具有集体主义价值观的人相比,具有个人主义价值观的人具有如下特点:他们通常用个人特质而不是社会角色进行自我定义,他们的个人目标比群体目标对自己更重要,个人态度比社会规范对他们的行为决定作用更大,完成任务比人际和谐对他们而言更重要,他们对内群体和外群体区分相对不明显。[6]一般认为,西方发达国家是个体主义的文化,非西方发展中国家是集体主义的文化。后来,这种不同地区之间的文化差异维度被用来描述某个国家或地区(甚至全球范围内)的价值观在时间维度上的变迁。Greenfield借助谷歌图书数据库,分析了美国1800-2000年间出版的100多万本书中与价值观有关的代表词汇。结果发现:在200年间,个体、自我、独特等与个人主义价值观有关的词汇出现的频次逐渐增多,而服从、权威、归属等与集体主义有关的词汇出现的频次逐渐减少。[7]来自中国的几项价值观调查表明,中国人的个人主义价值观随着代际变迁也有不断提高的趋势。[8]著名的世界价值观调查发现,个人主义价值观在全球范围均呈现不断提高的趋势。[9]

      依托社会学家滕尼斯区分礼俗社会(Gemeinschaft)和法理社会(Gesellschaft)的理论,心理学家将集体主义价值观作为传统社会的核心价值,将个人主义价值观作为现代社会的核心价值,从社会生态的角度解释个人主义价值观的变迁,形成了心理变迁的现代化理论(modernization theory)。[7]这种理论假定,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变迁有既定的模式,任何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都必须经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而个人主义价值观的提升是工业化和城市化在人的心理方面产生的必然结果。研究发现,这种结果不仅与人们所处的宏观社会生态因素(如城市化)有关,而且可以通过像社区或个体居住流动性这样的微观社会生态因素来解释。[10]我们每个人在生活中可能都体验过社会生态环境和人们价值观的变化,那么是否也像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一样对社会变迁的规律有基本的认知呢?这就涉及社会变迁的内隐理论,该理论的重点不是关注价值观随着时间的心理变迁,而是关注人们如何看待价值观的变迁规律,即研究人们的变迁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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