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府与民间的离合:清末四川基层书院改办学堂的历程

作 者:
刘熠 

作者简介:
刘熠,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西南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四川 成都 610065 重庆 401120

原文出处:
学术月刊

内容提要:

清末四川基层书院正处于发展兴盛之期,就面临改革的命运。新政初期地方官对此大都观望敷衍,一些场镇还以为官府要倡兴书院。随后朝廷从变通书院转向舍弃书院方式,并用划一章程来规制办学。但遵章办事尚未形成习惯,对书院如何改办,地方上仍自有主张,且钦定、奏定章程从名词素语到办学方式几乎是全新事物,一些地方对改办学堂手足无措。科举将停罢的消息,在较大程度上推进了书院改办学堂,但一些地方要待到废科举后才真正认真落实。此后在官府的压力下,学堂更具形式,而民间总试图保留某些书院色彩。到筹备立宪阶段,一些地方甚至请求裁撤由书院改办而来的学堂。清末书院改办学堂,主要因外来标准成为庙堂上“正确”的准绳。这一改革过程,充满官府与民间的分歧,亦可从一个侧面揭示清末俗与制、上与下、新与旧之间关系的变化。


期刊代号:K3
分类名称:中国近代史
复印期号:2016 年 1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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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16)08-0152-14

      书院这一沿袭千年的办学模式,在清末受到全面质疑,并在数年内普遍改办为学堂。既存研究大都站在新教育的立场,对书院改制的原因、意义进行评述,或对书院改办学堂的时间与数量做概略性统计,而较为忽视书院改办学堂的具体过程。①尤其是基层书院如何经历变革,如何一步步改为学堂,几乎没有进入研究者的视野。此外,受教育学视角的影响,论者对书院改革的关注,多集中在师资、课程等方面。其实书院不仅关乎教育、学术,还可以说是与传统政治、教化、经济、科举、信仰、民间会社紧密相连的基本建制。②对这样一个沿袭千年的制度所做的根本性变革,可以从更宽广的角度加以认识。

      四川省存留了丰富的清代基层档案,使进一步了解当时民间的情形成为可能。本文拟重新梳理清末四川府州县书院改办学堂的具体历程,侧重基层及守旧方的反应,尝试从文化和社会视角,深化对书院改学堂这一大变革的认识。③

      一、新政初期的变通书院

      清末书院改办学堂,大致始于戊戌变法时期。但这一时期,朝廷的重心似更注重变科举而非兴学堂;川省部分书院改办为学堂,也主要是因为朝廷急剧变革科举的举动及川督、学政的作为,而非兴学的上谕。此时书院改办学堂,基本保留了书院的形式,主要通过改课策论、购新书、添聘算学教习来传习西学。④

      庚子以后朝廷重启变革,首重科举和学堂二端。光绪二十七年(1901)七月十六日朝廷发布上谕:从次年开始,科举加试策论,以“中国政治史事”及“各国政治艺学”为重。八月初二日上谕:各省府州县书院改设大中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其教法当以四书、五经纲常大义为主,以历代史鉴及中外政治艺学为辅”。⑤二旨一体两面,均试图引导士子学习政治、史事、艺学,以解决人才问题。

      此时朝廷大体上视变科举、兴学堂为一体,更注重前者。⑥川省此时似也更看重科举改革。七月十六日那份改科举的上谕,随即在四川各州县产生较大反响(详另文)。而八月初二日兴学的上谕,生效就要慢得多。

      大约光绪二十七年底,四川总督“通饬各州县多设学堂,并查明县属有书院几处、经费若干、如何改设、如何筹办”。对此,秀山县知县吴光耀作出了积极响应。他将该县“六处书院一律改为学堂,并定章程十条,照常月课”。吴光耀的兴学热情,很大程度上源于他对学问和教化的看重。⑦其所定的学堂章程,多是讲施教之道与治学之法,尤重经学、月课和书法。这与朝廷所重不无距离。唯章程中“宜多买书籍”“生童早起须习体操”二条,也颇具新机。⑧书院“如何改设、如何筹办”既由地方禀办,可知此时州县官对办学有较大的自主性。吴光耀改办学堂较大地保留了书院的施教方式,相比之下,沈秉堃在泸州办学就采用了新的形式。光绪二十七年他创办了川南经纬学堂,其“规模宗旨,用外国日讲之例”,“分设经学、史学、国文、小学、算学、体操、地理、日文等科”。除聘请趋新士人任教,“日文、体操由日人有田正俗担任”。⑨

      大体上这一时期四川各府州县对办学堂不甚积极。如光绪二十八年(1902)初,巴县知县在给观文书院山长的聘书上写道,全年束脩“以改设学堂之日为止”,按月致送。⑩该县明知书院改办学堂,却没有立即采取行动,似乎有意观望。(11)随后川督奎俊看到,奉旨创立学堂“节经先后通饬遵办在案,迄今数月之久,各属禀报开办者甚属寥寥”。他径直札饬各州县,警告说:“事关变通学校,法在必行,切勿视为具文,观望诿延。”(12)在上峰再三札催后,南部县知县禀覆说,“现已于卑县凌云书院改并为小学堂,延请熟于算学之蓬州廪生刘星藜专为教习”,“嘱令在堂生童,于讲读经史之外,即从肄地舆算术等学。每月于经史正课之外,添考舆算各学一次,另奖膏火”,现“已购舆算各书二十余种,俾学习生童有所研究。一俟年岁稍丰,添筹经费,再行渐次扩充”。(13)

      该县改办学堂的方法,在于聘师、购书、改月课数端,与戊戌时期的做法一脉相承。这份禀文由礼房起草,房书原稿仅谓于书院“添设算学馆”,生童随刘星藜肄习“算学”;知县改为于书院“改并为小学堂”,随师肄习“地舆算术等学”。可知房书理解的兴学,即书院添一算学馆、添习算学之谓,其观念大致还停留在洋务运动时期。而知县作这样的删改,更多是壮纸上的观瞻。该县的实际操作恰如房书所云。(14)此外,该县称已将凌云书院改为小学堂,实则书院并未改办,而是在五显庙另立一堂,且大约半月后才开堂。(15)其仓促应付之情可以想见。

      禀上,保宁府批:“仰即督饬教习认真将事,勿托空言,俾期人才蔚起,是所殷盼。”(16)学宪吴庆坻批,所禀筹办情形“自系暂时试办,将来奉到京师大学堂颁定条规、课程,仍望遵旨切实办理为是”。(17)吴庆坻敏锐地洞悉了朝廷的动态。朝廷对兴学原初的意思,重在制定学堂学生的选举鼓励章程;(18)此时在一些趋新大员的推动下,逐渐转向划一学堂的课程。而吴庆坻本人,即是其中有力的推动者。他不久前刚上一折,力陈“兴设学堂,以定立课程为要义。定立课程,以各省一律为要义”。(19)而保宁府正堂的批文,更多是一个“政治正确”的表态。他此时正负责将府上锦屏书院改办中学堂,所拟章程主要包括:

      一,现请院长附贡生王扩品端学裕、士论素孚,暂令督课经史及政治等学。俟筹有经费,再行访延中西教习。

      一,向来官课、师课一律改以经义策论命题。

      一,监院、斋长暂仍照旧,俟经费扩充时再行酌改。

      一,需用经费拟择所急,约计用数,体察各属出产丰绌,酌定数目多寡,分饬九州县因地因时察酌制宜筹解备用。俟有成数,再行另议扩充章程禀请核定立案。(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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