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的宗教传播策略

作 者:

作者简介:
郭秀文,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研究员。广东 广州 510050

原文出处:
学术研究

内容提要:

《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的传教目的是十分明显的。它通过介绍新旧约主要内容、基本教义、基督教与国家的兴衰、传教士办医院、教堂的功能、科学知识等,从多个方面呈现了基督教的精神,与儒家的融合、对佛教、伊斯兰教的批判也是为开辟传教道路服务的。从单一宣传教义到从多个侧面传播基督教精神,这是《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的创造,这个策略对后来的传教活动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不仅在中国期刊史、新闻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而且在基督教在华传播史上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期刊代号:K3
分类名称:中国近代史
复印期号:2016 年 1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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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K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6)08-0113-07

      作为中国境内最早用中文出版的近代期刊,《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以下简称《东西洋考》)在我国报刊史、新闻史及出版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正因为如此,自从黄时鉴于1997年将之整理并在中华书局影印出版以来,国内学术界即掀起一股研究《东西洋考》的热潮。笔者在中国知网上查寻,迄今为止,以《东西洋考》为题的论文有44篇(其中包括硕士论文5篇),此外,在各种学术专著中,我们也可以发现专门论述《东西洋考》的章节,成果十分可观。

      《东西洋考》由普鲁士人郭士立(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1803-1851年,亦译郭实腊、郭实猎)于1833年在广州创办,1834、1835年曾两度停刊,1836年全年未出,1837年由中国益智会接办并在新加坡出版,1838年休刊。郭士立是一位传教士,汉学家,著述丰富,但在鸦片战争期间鼓吹用武力进攻中国,扮演过不光彩的角色。中国益智会的中文秘书是郭士立和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1801-1861年),英文秘书为马儒翰(John Robert Morrison,1814-1843年),《东西洋考》后期的编者是郭士立和马儒翰。对于郭士立和中国益智会,吴义雄有精辟的论述,[1]读者可以参考,兹不赘述。

      关于《东西洋考》的特点,方汉奇做出这样的判断:“宗教仍然是《东西洋考》的必备内容,上帝在这里仍然有无上权威,但是,宗教内容已退居次位,解释教义的专文没有了,阐发基督教义已不是刊物的基本要务。……科学文化知识成了刊物的主要内容,包括相当广泛的社会科学知识和自然科学知识。”[2]黄时鉴也说:“如果说《察世俗》(即《察世俗每月统记传》)是一种宗教刊物,那末《东西洋考》就是一种由牧师编纂的世俗刊物。”[3]这样的判断大体是不错的,不过此后学术界绝大多数人把研究的焦点放在西学(主要包括西方的历史、地理、新闻、经济、政治制度、科技)上,对于《东西洋考》的宗教性质则视而不见,这无疑是失之偏颇的。

      单从词汇出现的频率来看,“上帝”在128页内出现,①“皇上帝”在29页内出现,“神天”在52页内出现(当时这三个译名尚未统一,均为上帝的意思),“耶稣”在66页内出现,比其他人们经常评论的“爵房”(即上议院,2页)、“乡绅房”(即下议院,1页)、“批判士”(即陪审员,2页)、“火蒸车”(即火车,4页)、“公班卫”(即公司,15页)要多得多,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东西洋考》的宗教内涵是非常丰富的,值得我们关注。当然,由于《东西洋考》的宗教内容分布较散,这也给我们的探讨带来一定的难度。

      目前,研究《东西洋考》宗教内容的论文很少,林辕的《从〈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看基督新教早期(1807-1842)来华传播》是比较重要的一篇。该文认为,“强调《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的宗教地位,是还该刊物的本来面目,只有弄清楚该刊物的宗教本质,对于它的其他特征才能有一个深入的了解。”[4]这一方向无疑是正确的,不过在论述《东西洋考》的宗教内涵时该文却是语焉不详。武占江、王亚南肯定宗教仍是《东西洋考》的核心内容,不过遗憾的是论述的文字也仅有300多字。[5]有鉴于此,本文将详细论述《东西洋考》的宗教传播策略,以就正于方家。

      一、加大对圣经原著及教义介绍的力度

      基督教从唐代传入中国以来,就陆陆续续出现《圣经》的节译本,但在19世纪之前,这些翻译只能算是圣经汉译本的前奏而已。当时传入中国的基督教著作仍然是零散的、不完整的。对于基督教的传播而言,《圣经》原作的完整翻译是至关重要的。《东西洋考》在介绍圣经特别是《旧约》方面明显向前推进了一步。最早的中文全译本是马礼逊、米怜于1823年出版的《神天圣书》和马士曼、拉沙于1822年出版的“马士曼—拉沙译本”,不过这两个译本流行不广。1830年前后,由麦都思、郭士立、裨治文、马儒翰组成的四人小组决定重译圣经。《新约》由麦都思担任主译,1835年完成,1837年以《新遗诏书》为名出版,《旧约》翻译以郭士立为主,1840年以《旧遗诏书》为名出版。这个译本在文体和术语方面为以后的译经启迪很大,产生了较大影响。郭士立、麦都思都是《东西洋考》的编辑,在办刊时间上与翻译圣经基本同步。在《东西洋考》中,《旧约》介绍得最多,也许它是由郭士立翻译的缘故。

      (一)《旧约》内容。《东西洋考》叙述《旧约》的地方最多,主要分布在两个栏目,一是《东西史记和合》,一是《史论》或《史》。《东西史记和合》最早在1829年刊印于巴达维亚,同年在马六甲再版,1833年在马六甲再次重印,其作者是传教士麦都思。《东西洋考》从创刊号开始,分11次刊登了《东西史记和合》,是一种转载。东史(指中国史),始于盘古开天地,终于明亡,西史始于上帝创世纪,终于英吉利哪耳慢朝。叙述的方法是,把中国历史和西方历史作为两栏并排列出,上栏为中国历史,下栏为西方历史,以中西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文明进程进行比照。在叙述西方史时,写了上帝创造天地及人、亚当夏娃犯罪、挪亚方舟、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以色列王朝、耶稣的出生、传道、被钉十字架等重大事件,不过这些叙述比较简略,比如上帝创造人及人类始祖犯罪只有几行字:“当初神天,即上帝造化天地及造世人,是亚大麦(即亚当)性乃本善,惟有恶鬼现如蛇样,以罪诱惑,故人性变恶,陷于艰苦也。”[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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