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4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587(2016)-03-0037-21 庄存与《春秋正辞》作为晚清公羊学思潮的肇端之作，在清代学术思想史上居于重要地位。该书在元代赵汸《春秋属辞》所总结义例的基础上，重新“檃括其条，正列其义”，①将《春秋》经文类分为九个“辞”，分别为：奉天辞、天子辞、内辞、二伯辞、诸夏辞、外辞、禁暴辞、诛乱辞和传疑辞。其中“传疑辞”是对《春秋》书法的说明，目前仅存两小序、一经例，有阙文，当为存与生前未克整理完成所致。②其他八辞分别是对《春秋》中与“天”“天子”“鲁国”“齐桓公和晋文公”“诸夏国家”“夷狄国家”“暴行”“乱行”等相关内容的分类和讨论。可以看出，这一章节安排，基本体现了一种从上到下、从内到外的天人秩序，与传统公羊家的认识相符。 在每一“辞”之下，又分若干小辞目，如《奉天辞》下分“建五始”等十辞目，每一辞目皆有一小序，以概述该辞目的主旨。同时，庄存与将《春秋》中从属于该辞目的经文归置于其下以当例，并为每一条经例皆撰有解说。另在全书首冠以《春秋正辞叙目》，以统领九“辞”，相当于九辞的小序。由此可知，《春秋正辞》是以“叙目”—“辞目及序”—“经例及解”为主线，层次井然、议论浑成的一本著作。 其中第七“辞”，即《禁暴辞》，乃庄存与对《春秋》中与诸夏诸侯“暴”行相关的内容所作的分类擘划，共有17辞目：灭国、国亡、失地、迁国邑、入国邑、围国邑、伐国取邑、降国邑、战、败、诈战、覆师、袭、用人、专杀诸侯、国迁、复国存祀。可见存与所谓的暴行，多与诸侯间的侵伐攻掠相关。第八“辞”，即《诛乱辞》，乃存与对《春秋》中与诸侯、大夫的“乱”行相关的内容所作的分类擘划，共有14辞目：弑、篡、诛绝、诸侯出入、纳子、逐世子母弟、杀世子、杀君世子、杀大夫、放大夫、大夫奔、大夫归、叛人、盗。可见存与所谓的“乱”行，一与大夫对诸侯及天子的谋逆、叛乱相关，二与诸侯对大夫的逐放、屠戮相关。 由此可知，此二“辞”盖完整体现出据乱而作的《春秋》所蕴含的根本大义，即退诸侯、讨大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以达王事而已。目的还在于维护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为中心的王道秩序。③故以此二“辞”探讨庄存与同官方学术立场的关系，当有如下便利：一是此一探讨建基于《春秋》的根本作意之上，当可避免举偏概全之讥；二是此二辞所蕴含的《春秋》旨趣，盖原本即为大一统君王所重点阐扬，考察庄存与在此方面与官方的离合异同，当更容易见出二者之关系。 再则，庄存与“素称魁儒”，行文好用箴铭式语言，辞华典赡(所谓“深美闳约，雅近《淮南》”)，但亦苦于艰晦。现有研究多以“庄存与公羊学”“庄存与春秋学”或“常州学派”等为主题，对之进行相对宽泛的研究，尚未展开紧扣文本的专书研究，这无疑是十分不够的。此或为现有研究常存在句读失误，乃至误读误判、举偏概全等问题的症结所在。而本文立足于《禁暴辞》《诛乱辞》的目的，亦在于尽量避免此类不足，为此一讨论建立较为可靠的文本基础。 对于庄存与同官学的关系问题，目前尚未有专题讨论之作。本文试粗陈梗概，以就正于方家。 一、清官方《春秋》经解的旨趣 清代官方，尤其是康乾两朝，热衷学术文化的大一统之业，御纂有多部经解，凭借政治威势使“圣贤大义变作帝王家学，御定经解成为权威文本”④。这些集学术、政治、教育等功能于一体的权威文本，是官方屡次推广的士子研习之新典范，对清代的学术文化有着明确的导引限制作用。一生与士子、皇子的教育联系在一起的庄存与，其经解取向、学术主张不可能不受其影响。 具体到《春秋》而言，清代官方共修有三部《春秋》经解：《日讲春秋解义》(下称《解义》)，系康熙帝早年经筵旧稿，雍正七年(1729)重新校订并“恭呈御览者再而后告成”，最终经乾隆帝核准后刊刻于乾隆二年(1737)；⑤《钦定春秋传说汇纂》(下称《汇纂》)敕修于康熙五十四年(1715)，修成于五十七年(1718)，刊刻于六十年(1721)；⑥《御纂春秋直解》(下称《直解》)修成于乾隆二十三年(1758)。⑦其中《汇纂》是集注之作，一般以收罗同一条经文的不同解释为主，但偶以按语表明编纂者一己之倾向。 这三部经解，敷陈虽出臣工，但阐绎悉尊圣训，其学术旨趣有明确的前后继承之处，如乾隆帝为最后完成的《直解》作序即称该书“一以《汇纂》为指南”，四库馆臣为之提要亦谓其“与《钦定春秋传说汇纂》宗旨同符”⑧。虽然此类宣称，难免有“善继善述”式政治表演的成分，但三书确实亦存在主旨前后相继的明显痕迹。三书修成后，皆获帝王赐序，将官家对《春秋》一经的看法明白写出，告示天下，其限制与引领当朝学术文化走向的用意清晰可见。因此，欲领略清代官家的《春秋》纲领，则不可不读这些御赐序言。归纳言之，其要旨厥有数端： 第一，以《春秋》为“经世之大法”，学术乃治理术之一端。 虽然儒学向来以济世安民为标的，但帝王谈学术，依旧与普通儒者，尤其是下层读书人有别，更看重学术的治理术功能，清代帝王尤其如此。康熙帝为《解义》作序即谓：“朕惟《春秋》者，帝王经世之大法，史外传心之要典也。”即强调《春秋》可被帝王用以经世之功能。乾隆帝更因《解义》经康雍两朝第修而成，故谓“两朝圣人之心法、治法，亦于斯可睹矣。”可谓对乃祖之意心领神会。故四库馆臣亦以“帝学”对该书提要：“大旨归本于王道，允足明圣经之书法而探帝学之本原。”⑨故对官方而言，其论《春秋》更看重其可以治世的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