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072(2016)07-0076-13 清末是一个极不寻常的动荡时代，是近代中国制度化的建设时期。对于清末民初政党的整体性论述，学界已取得了不少的研究成果。①然而，对于清末政党的研究，仅有岑树海和闻丽等人先后做了专题性的阐释，但是两者不仅各有其侧重点，而且在有关政党观念输入的标志性方面也有所差异。其中，岑树海从“发生学”的角度对清末立宪运动下政党的孕育、产生及其历史地位作了较为全面的梳理，认为政党观念的输入肇始于戊戌变法时期梁启超在《时务报》的大力宣传。②然而，闻丽则从历史逻辑的角度论述了清末政党观念的产生，并认为政党政治观念的输入“在时间上也是迟至庚子之后”③。但实际上，早在二十多年前，中国就出现了诸如驻英公使郭嵩焘，以及马建忠等部分开明官绅对西方政党的初步认识和宣传。有缘于此，笔者将从清末的报刊，以及时人留下的日记等第一手资料着手，围绕国人对政党的初步认识、宣传到筹建，以及政党与责任内阁辩证关系的阐释和政党内阁的选择之争四方面进行专题论述，梳理清末官绅对政党、责任内阁的认识和宣传及其筹建活动，以便更加直观地透视出清末预备立宪的真实画面，以及认清近代中国制度化建设的复杂性和艰难性。 一、国内外对政党的宣传 古有朋党之团体，然非近代意义上之有效、合法的政治组织，而几乎仅是结党即为营私的私党。此类党派不仅不利于社会，而且有损于国家的权益。相反，以国家权益而结合，并取得大多数人赞同的党派才可称为真正的政党，“系为公共之利害所结合，政党则有裨社会及国家”，因而也只有到了近代时期，其政治学者倡言的政党，“盖能名副其实也”。简言之，“朋党为私党，谓政党为公党”④。基于此，朋党与政党的差异也就主要表现在性质和作用两方面。对于中国古代的朋党和近代西方政党的区别，梁启超作了专门的阐述，认为朋党与政党有五大区别。其一，朋党以人为中心，而政党则以主义为中心；其二，朋党不许对抗力的敌党存在，而政党则承认在野党的合法性；其三，朋党以阴险狠戾为竞争手段；其四，朋党中派系林立，党中有党；其五，朋党的结构，“其乌合也易，其鸟兽散也易”⑤。 可见，梁启超认为朋党的中心是人，而非近代以主义为中心的政党，朋党与朋党，以及朋党内部之间均以其私利为目的，手段极为阴险。此外，杜亚泉也对朋党与政党的目的和结合方式的差异进行了阐述。杜亚泉与梁启超一样，均认为政党“以主义结合，非以感情结合者”，并认为“政党以调查政务、研究政策、指导国民为目的”⑥。甚至有论者还对朋党与政党的宗旨也作了区别，认为朋党无宗旨，而政党则以“意见为是非”，朋党“以势力定从违”。⑦ 政党是近代制度化的产物，是施行立宪的结果。政党与其他党派在竞争中共存，并推动政治、经济等建设。政党的“组织之完全无缺，非如聚众纷议也，其所抱之宗旨，光明正大”，因而其一举一动、一思一想、一言一论、一设一施皆不出政治之范围，如此才“是所谓真政党，是所谓不负政党之名，是所谓不愧为政党之实”⑧。就党派而言，欧美文明之国莫不有两种以上的政党，虽然其手段有别，但他们都是以能否增进国民之幸福和国家势力为准绳。因此，政党由多数国民赞成之，揽握行政大权，是政府的中坚，而其他党派则“败处田野，即为反对政府党，徒旁监察政府之行事，以评判其得失”。“反对政府党”以监察政党的目的而存在，并以政党是否真的增进了国民的幸福和国家的势力为标志。⑨但是，时人也认识到，就清末的国情而言，中国筹建政党却存在着诸多的问题，不仅其组建甚难，而且它还与提倡者的意图极为相反，“故非展期，而俟时运之至不能也”⑩。 有学者认为中国“近代政党思想的输入与传播由梁启超肇始”，其标志为戊戌变法时在《时务报》等媒体上“大力鼓吹党会对国家政治的重要性，他对西方党会的介绍开国人集会结社风气之先”(11)。但是，据笔者所见资料，最早传入欧美政党观念的应属首任驻英公使郭嵩焘出使当年，而非学界所谓的戊戌变法时期，以及“在时间上也是迟至庚子之后”。1876年，郭嵩焘出使英国时就曾称赞：“西国均设朝党野党，使各以所见相持争胜”，如法国，“君党凡三，民党亦三，议论视他国犹繁”。(12)1877年，马建忠在给李鸿章的信函中也涉足了政党的含义。马建忠指出，法国为民众国，“似乎入官者不由世族矣；不知互为朋比，除智能杰出之士，如点耶诸君，苟非族类，而欲得一优差，补一美缺，戛戛乎其难之”(13)。可见，马建忠认为进入政党行列，其竞争极为激烈，如不是族类人员，必须是极为优秀者方可进入政党之列。实际上，马建忠的真实目的在于向李鸿章介绍西方的政党政治，并希望以政党中能者胜的激烈竞争方式来取代国内朋党长期存在的那种恶性争斗。 1890年洋务派代表薛福成出使欧洲四国之时，对英国的政党制更是进行了直观的描述，认为英国有上下议院，“有公保两党”，即工党和保守党，两党“迭为进退，互相维制”。其中，工党主张“因时变通，裨益公务”，而保守党则主张遵守旧章，“勿使损坏”其旧制。“两党胜负之数，视宰相为转移”。若保守党中成员当选为宰相，则保守党在议院中“皆居右，而公党皆居左”，反之亦然。如此一来，工党与保守党处于良性的竞争，“一出一入，循环无穷，而国政适以剂于平云”(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