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4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789(2016)04-0121-08 青年政策是国家、社会和青年之间的互动的多维话语体系。俄罗斯青年政策源于近代公民和公民政治体制。2005年年底，俄罗斯伊万诺沃州普莱斯市(Плес Ивановской)举行了“青年与政治”研讨会，喀山国立大学教授留克申(Д.Люкшин)提出：“在基督教文化传统中，作为近代公民和政治社会体制中的青年问题是不存在的。因为基督教文化是尊重长老、权威崇拜，所以青年作为社会具体问题，它不存在，也没有存在的文化。”[1] 苏联时期，青年的权利和义务是由宪法及一套规范性的法令明文规定的，因而青年政策及其工作体系都是在宪法的规定下进行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国家巧妙地以意识形态区分了青年在社会革命中的作用，青年在战争中大规模动员群众，冲破了传统精英在战争中遇到的障碍。当代俄罗斯把青年发展提到新高度，“国家和社会应该把青年作为战略资源，比原料、能源和金融更重要的资源，从这个意义上说青年政策应该承担起俄罗斯救赎的重要目的”。[2] 青年是每个国家的战略资源，具有可执行性，但对于国家而言取决于如何动员和使用该资源。我国青年政策处于探索时期，“首先是要关注青年的特殊利益，制定独立的青年政策；第二是全面关注青年的成长发展需求，制定融教育与服务为一体的青年政策；第三是集中反映青年需求，制定专门的而不是零碎的青年政策。”[3]俄罗斯青年政策理论和实践探索已经取得一定成果，对我国青年政策的发展具有借鉴意义。 一、青年政策理论体系 青年政策是复杂、多维度的一系列方案和项目，青年政策研究者又来自不同政治结构、政治体制的国家和地区，因而具有实践上的差异性。但在导向和本质上又是同质的，也蕴含理论体系的一致性。 (一)青年政策研究的理论方法基础 假设社会资本、社会空间的有利地位世代交替，是资本持有者和资本申请者之间的最大竞争对象。上一代作为资本持有者和社会空间地位的有力占据者，青年政策致力于青年过渡的任务。 第一，平衡传统和创新。青年政策应该是在具体历史条件下，上下代在社会空间中的合理组合。通常情况下，国家和社会在管理青年过渡时期致力于传统和创新的平衡。如果人为地延长青年时期，国家和整个社会领域会停滞在一定的“领域”。相反，若缩短青年过渡时期，社会空间的战略地位会被那些没有足够能力和经验的人占有，相应地，整个社会就会陷入过度冒险中去。这意味着社会的文化基础被破坏了，而代际之间的延续性损失。 第二，青年政策科学内涵的普及。青年政策的科学概念是不被日常生活接受的。普通民众不认为存在青年时期的过渡，也不认为青年时期过渡顺畅，将会对青年未来的生活有很好的促进作用。对于青年而言，接受教育、找工作、升职、建立家庭等这才是最经常的行为。但是所有的这一切需要青年跟社会上占优先权的人争取，最后的结果往往是青年失败。就需要号召社会为青年生存创造最低的社会保障，满足青年生活的需求，需要满足青年的切身需求的社会政策，否则，就会出现一代青年破坏社会机制和社会再生产。 第三，过渡机制不仅仅是代际之间缓冲的工具，也作为工业社会及其再生产的历史制约平衡机制。社会结构、社会文化关系以及社会政治交流形式变得复杂，需要为年轻一代创建一种独特的社会实验室。这一阶段青年可以大胆地尝试各种各样的环境，不断积累社会经验和社会资本。重要的是，这是打基础的阶段。青年的基本价值取向、生活策略和影响之后生活的社会实践都以这一时期为基础。正是这些因素是各个专门机构竞争的东西，这些机构尝试着让青年形成必需的行为准则。这就涉及国民教育的发展和实施，包括公民意识、爱国主义和融入社会等各方面的教育。这样，国家和社会各项活动的目的便在于培养出健全负责的公民。 (二)基于理论方法基础上的青年政策模式 1.“青年问题”与“青年资源”模式 青年政策在各国、地区的社会政治体系中体现模式不一，按照工作者(或青年政策执行者)与青年一代打交道的方式，便于分析，研究者设定了“青年问题”和“青年资源”两个方面。因为这也表现了青年在社会中是以“青年问题”还是以“青年资源”作为主导语参与社会生活，两种对待青年不同的社会态度导向，也会产生两类实践的青年政策模型。 青年阶段是过渡到成年的人生特殊阶段，存在特殊性。世界各国和地区致力于克服这一特殊阶段的困难，但同时对于青年阶段存在的特殊生活困境的认识，也取决于具体的社会发展水平以及社会文化特征。这对于俄罗斯而言是重要的，但问题本身就带有困难，困难在于形成大众意识，国家和社会若致力于给青年人提供解决上述问题的帮助，这种青年政策的行为模式为“青年的社会政策”。 青年是社会问题即认为人在青年时期相对于其他社会成员而言是有问题的。这种问题会表现在给社会带来紧张感，或许还会威胁到其他社会成员(比如在青年人吸毒问题上，就不仅是引起社会紧张感，也是给社会带来危害的行为。而且俄罗斯青年人毒品问题在21世纪初的几年是很严重的社会问题)。20世纪90年代末，“由于政治、经济、法律因素的不确定性，增加了生活风险，而不确定性成为青年焦虑(21.1%)、挫折(3.4%)和冷漠(13.8%)的主导因素，五分之一的青年害怕失去工作，他们时刻都在应付财政困难，俄罗斯青年酗酒、吸毒人数突然爆发性增加，表达对社会经济、政治的争议。”[4]因此，21世纪最初几年，绝大多数学者认为青年人除了具有自身困扰外，还带来潜在的社会道德恐慌，虽然道德恐慌只是虚拟假设，但也要引起重视。在荷兰也有许多青年存在轻度吸食毒品情况，但85%的荷兰人认为，把这种现象作为青年问题完全没有必要。因为一旦给青年人贴上“问题”标签，就意味着国家和社会要增强对青年阶段的监测，这种类型的青年政策明显是“国家监督的青年政策”，它的特点是预防性或直接排除青年阶段的问题。这种政策的好坏无疑是有争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