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C9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477(2016)07-0172-07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当前城乡一体化和新型城镇化进程的快速推进，以往由市场转型而导致的社会结构变迁过程中逐步滑向整体社会分层底端的农民阶层的生存状况，以及他们对当今政治经济发展的态度和参与显得格外重要。相比于其他年龄段的人，农村青年群体作为城市建设重要劳动力来源和农村社会建设的核心力量，他们在社会分层结构中处于什么样的层级，他们如何看待日益扩大的社会不平等及其结构和文化因素，这些都将成为社会分层理论和经验研究关注的重点。 为了回应传统社会分层研究多从“客观层面揭示分层结构特征和探讨分层机制变化”，[1](p8-17)国内学者在借鉴西方阶级/阶层意识(社会分层的主观建构)研究的基础上，利用大规模的社会调查，形成一批关于阶层存在意识、阶层冲突意识和阶层认同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其中，阶层认同作为阶层意识研究脉络中最基础最根本的阶段，受到特别的重视。不过，对于农村青年群体的阶层认同的研究尚不多见，已有文献中并没有专门关于当前农村青年阶层认同现状的描述与解释，说明阶层认同影响因素的相关理论假设在农村青年群体中的适用性还有待检验。因此，本文将重点描述当前农村青年阶层认同的现状，探讨其影响因素，发现如何提升作为个体意识的阶层认同的一些思路，以避免农村青年群体过低的阶层认同风险。 二、文献回顾和假设 阶层认同，或阶层地位认同，又称“阶层归属感”，是指个人对自己在社会阶层结构中所占据的位置的感知，[1](p8-17)，[2](p86-92)，[3](p53-57)也就是人们从主观上认同自己是属于什么社会阶层，[4](p114-124)，[5](p64-72)通过阶层认同可以分析出人们关于社会不平等的观念和意识与社会现实存在何种联系。对于阶层认同的测量，多数学者通过设置五个、七个或十个层级答案，询问被调查者自己或其家庭处在社会分层中的哪一层，特别是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中，在预先提示“在我们的社会里，有些人处在社会的上层，有些人处在社会的下层”，帮助被调查者建立阶层认知，然后给出1-10分逐渐递增的阶层得分选择，询问被调查者目前处于哪一层。尽管刘欣指出，在考察阶层认同时，人们有必要区分经济地位认同、声望地位认同、权力地位认同，[1](p8-17)罗忠勇和陈琦在研究转型期的青年工人阶层认同时，还强调了教育地位认同和机会地位认同，[6](p8-13)李春玲强调基于职业的身份认同，[7](p108-112)但多数学者仍在综合的意义上使用阶层认同。本研究采用综合意义上的阶层认同。 转型时期中国社会各群体的阶层认同存在什么样的结构特征？对于此问题的研究，李春玲[7](p108-112)发现在基于职业的客观分层基础上，处于社会顶层的阶层和处于社会的底层的阶层内部身份认同率较高，处于社会中间位置的阶层(如办事人员阶层)，其阶层成员的内部身份认同则较低。不同于刁鹏飞关于当前多数公众认同自己处在社会的中层及以上[8](p107-113)的研究结果，“当代中国人民内部矛盾研究”课题组、[9](p19-35)赵延东、[2](p86-92)陆益龙、[4](p114-124)马广海、[5](p64-72)马继迁[10](p159-162)在研究中国城市居民或农民的阶层认同时均发现，当前中国公众的主观阶层认同表现出一种“向下”偏移以及“中间阶层认同缺乏或模糊”的特点，陆益龙形象地称之为“宝塔型”阶层认同结构——认同中上层的人数很少，为宝塔的顶部和塔尖，而中层、中下层和底层比例较高且基本相当，构成宝塔的主体。笔者整理2013CGSS中的青年阶层认同数据时也发现，当前大多数农村青年认同自己处于社会的中下层。 人们的阶层认同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主要存在两种理论解释：一是结构主义视角，多从集体主义的观点出发，认为人们的阶层认同是其客观社会的反映；二是建构主义视角，多从个体主义观点出发，认为人们的阶层认同主要受到个人的实践经历的影响。中国学者在总结借鉴国外阶层认同研究的成果，基本上都采取了用结构主义变量和建构主义变量共同解释人们的阶层认同的做法。在结构主义的解释模型中，存在社会经济地位假设、居住空间假设(空间测量应从社会经济地位测量分离出来)、制度分割假设等；在建构主义的解释模型中，主要存在相对剥夺假设、社会交往(含社会资本)假设、生活方式假设、家庭背景假设，等等。 制度分割假设。李飞在梳理和验证城镇居民阶层认同的影响因素时发现，制度分割假设中，户籍、区域和单位级别都对主观阶层认同影响显著，说明国家政策的分割效应非常明显，而单位性质对阶层认同的影响更多是通过单位级别来实现的。[11](p69-83)虽然制度分割假设在解释城镇居民的阶层认同时具有很强的说服力，但对于本研究的具体对象——农村青年，其职业、单位、户籍等制度分割因素基本一致，不太适用，因此制度分割假设的验证不在本研究的考虑范围。 社会经济地位假设。个人的受教育程度、收入、职业地位指数，通常是学者用来测量被调查者的社会经济地位。尽管考察收入、教育和职业与主观阶层认同的相关关系时，“当代中国人民内部矛盾研究”课题组发现上述客观社会分层变量并非影响最大的自变量，不过在阶层认同的模型中仍通过了显著性检验，[9](p19-35)即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城市居民，其阶层认同也相对较高。刘精明、李路路发现在基于个人的受教育程度、收入和职业的客观分层位置导致了城镇居民认同的阶层化趋势。[12](p52-81)侯志阳、孙琼如发现职业状况和文化程度正面影响城乡青年的阶层认同，收入对农村青年的阶层认同影响较为微弱。[3](p53-57)陆益龙更为精细地指出，农村居民“中下层以下”的认同与个人收入有较高程度的对应关系，而“下层”认同与受教育水平的关联较为突出。[4](p114-124)本研究考察农村青年的社会经济地位对其阶层认同的影响，由于职业地位的相似性，故主要验证以下两个假设——假设1.1：农村青年的受教育程度越高，其认同的阶层地位越高；假设1.2：农村青年的年收入越高，其认同的阶层地位越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