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罗马革命》中的西塞罗形象 作为西方罗马史学界公认的权威学者，①长期任教于英国牛津大学的新西兰籍历史学家罗纳德·塞姆(Ronald Syme，1903-1989)在其1939年初版的成名作《罗马革命》(The Roman Revolution)中发展了前代德国罗马史学者创立的人物志研究方法，②使这部名著成为20世纪罗马政治史研究中的典范之作，对西方史学界关于罗马帝国建立过程的基本认识产生了深远影响。塞姆本人也凭借本书及另一部代表作《塔西陀》(Tacitus)所取得的成就而在罗马史研究领域取得了堪与特奥多尔·蒙森和爱德华·吉本相提并论的一流学者地位。③ 在《罗马革命》人物志研究为读者呈现的共和末期至帝国初年罗马政界人物的画廊中，玛库斯·图里乌斯·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无疑是地位极其重要、形象鲜明的政治家。在塞姆的叙述体系中，西塞罗既是传统共和派的思想领袖，又是挑起腓力比之战、导致共和国覆灭的最初祸首，是衔接《罗马革命》前后叙述的两大主题——共和国的灭亡与元首制的建立——的枢纽；他的书信集是塞姆写作本书时所依据的核心史料；西塞罗的文学成就也被塞姆视为共和末年时代精神的集中反映。④因此，《罗马革命》塑造的西塞罗形象及对他的负面评价可以作为把握这部史著的主旨和理解青年塞姆历史观的重要线索。 塞姆对西塞罗的批判首先表现在对其自私自利、表里不一、左右逢源等性格污点的揭露上。塞姆认为，作为一名以外来新人角色当选执政官的成功政治家，西塞罗在其政治生涯中并未致力于提拔来自意大利境内偏远地区的居民进入罗马元老院，也不曾支持过其他新人竞选执政官，而是极力取悦政坛上的老牌贵族，这种做法带有背信弃义的性质。他对意大利人的支持仅仅流于口头上的空洞赞美，其目的只是为了一己之私利。⑤西塞罗的自私对罗马共和晚期的政局产生了极其消极的影响：他同安东尼之间的私人仇怨引发了历次罗马内战中最没有理由发生的一次；他对渥大维、德奇姆斯·布鲁图斯的回护和对安东尼的肆意攻击践踏了共和国的法律与秩序。西塞罗曾有过浑水摸鱼、袒护富人阿提库斯的劣迹，并同行省包税人进行过权钱交易。西塞罗在公开场合热烈赞美来自意大利城镇的贵族，私下里却在书信中嘲笑他们为呆子和酒鬼。西塞罗在其政治生涯中的立场毫无原则可言，他奉行的唯一宗旨就是永远服从现存秩序；他还无耻地使用爱国主义的幌子为自己改换门庭的卑鄙行为进行诡辩。⑥ 塞姆所否定的并非只有作为道德楷模的文豪西塞罗的光辉形象，受到他质疑的还有政治家西塞罗的历史地位。《罗马革命》认为，西塞罗作为共和末年伟大政治家与罗马未来政体蓝图设计师的形象是奥古斯都建立帝国后为统治需要而杜撰出来的，与历史真相相去甚远。西塞罗这样的新人在由显贵把持的共和国政局中根本找不到属于自己的位置；他提出的由美德维系、以团结全体意大利人为目标的理想化纲领不具备任何可操作性；他的致命弱点在于没有追随自己的党派，“因缺乏家族背景和追随者而在声望方面有所欠缺”。由于自身实力不济，西塞罗不得不违心地屈从于“前三头”的统治；他先后试图投靠多拉贝拉与渥大维，却相继以失败告终。他尽管“才华横溢、毕生从政，但本人为共和国所做的贡献却乏善可陈”。⑦塞姆在《罗马革命》中对西塞罗的批评是全方位的和十分尖刻的。 如果说上文所列举的部分文本还可以用史学争鸣中的见仁见智来解释的话，那么塞姆利用“莫须有”的理由和明知未经证实、甚至基本可以确定出于杜撰的材料对西塞罗形象进行的抹黑，则明显带有文学修辞性质，反映了塞姆本人对西塞罗的偏见。塞姆认为，西塞罗在晚年之所以能够成为政坛要人，仅仅是由于其他著名执政官已相继辞世或告别政坛、元老院中人才凋零的缘故。这种主观的解释模式是很难令人信服的。塞姆声称，西塞罗演说词中首屈一指的杰作《反腓力演说词》中的论点是“没有分量、滑稽可笑或毫无新意的”，是在“用最厚颜无耻的方式去强词夺理”，⑧这种武断的评论同样难于以理服人。塞姆甚至使用撒路斯特没有把西塞罗列入那个时代两位最伟大罗马人之列的牵强论据来证明罗马人对西塞罗的否定态度，⑨而故意无视撒路斯特本人在其史著中充分肯定执政官西塞罗粉碎喀提林阴谋的历史功绩这一事实。⑩塞姆列举的另外一些否定西塞罗的材料同样显得十分牵强：他利用西塞罗政敌将其诬蔑为“继塔克文家族之后统治罗马的第一位异族国王”这一明显带有夸张、戏谑意味的言辞来讽刺西塞罗在担任执政官期间的滥用职权。他认为西塞罗的演说词之所以能够流芳百世，主要是由于同时代其他演说家的作品没有保留下来的缘故，事实上犯了因果倒置的错误。西塞罗团结全意大利的思想很可能是日后失传的其他演说家、思想家提出过的，并不一定是属于他个人的专利。他还引用了西塞罗《与布鲁图斯通信集》中两篇书信的文字作为否定西塞罗人格的关键史料证据，尽管他在注释中承认自己知道这两封信的真伪性问题在学界存在着重大争议。他甚至使用了阿庇安描述渥大维占领罗马后羞辱西塞罗的小说式情节和普鲁塔克笔下布鲁图斯对西塞罗遇害的消息漠然视之的虚构场景，尽管明知前者“可能是后人杜撰的”。(11)散见于《罗马革命》全书各处的大量证据表明，塞姆对西塞罗的人格与历史作用的评价是负面的和消极的。其中的一些论述可能反映了塞姆本人对罗马历史的个性化理解，另外一些文字则带有一定的偏见与时代局限性，是当代乃至塞姆时代的史学家们很难信服和认可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