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还是“社会主义发展经济学”？ ——布哈林对列宁主义的辩护 十月革命前后，列宁对“国家资本主义”，以及如何从“国家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有过完整的叙述。①这也是因为一战之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军国主义化，这是资本主义世界的显著变化，因此，国家资本主义最初其实是战时经济的必然体现。 1919年，布哈林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在深受列宁赞赏的《共产主义ABC》中，特别讨论了帝国主义战争和西方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进行帝国主义战争的国家，整个经济必须服从于军事任务，“资产阶级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非常简单。为此，它必须把私人生产、各个私人辛迪加和托拉斯转交给它的资产阶级强盗国家来指挥。这在大战期间已经做到了。工业‘动员起来了’，而且‘军国主义化了’，也就是服从于国家和军事当局的指挥。有人会问：怎么回事？那时资产阶级不就失去收入了吗？要知道，这就是国有化”，“因而毫不奇怪，几乎所有资本主义国家在战时都开始用发达国家资本主义来代替私人辛迪加或托拉斯的资本主义。”②这正是列宁思考从国家资本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的世界历史条件，也是起点。 因此，我们需要重访这一历史，即一战之后的历史。 1917年十月革命的前夜，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第四个年头，俄国的经济状况严重恶化，工厂关闭，粮食价格飙升，饥荒爆发，而俄国软弱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其实无法实现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式。“七月事变”之后，列宁在躲避临时政府对他缉捕的动荡过程中，写下了《大难临头，出路何在？》。列宁特别指出，在规模空前的饥荒逼近的时候，国家资本主义是应对大饥荒的唯一选择。③但是，问题在于俄国抬高物价和军事订货的地主与资本家利益集团并不愿意实行这样的办法，即国家资本主义的办法，来损害他们高额的利润。“不是国家资本主义在这里同社会主义做斗争，而是小资产阶级加私人资本主义共同一致地既反对国家资本主义，又反对社会主义”。④因而，社会主义就必须以国家资本主义作为前提。一方面“社会主义者就是在完全的社会主义变革时也不想剥夺，不能剥夺并且不会剥夺小农的”⑤，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无非是变得有利于全体人民的国家资本主义垄断而已，因而也就不再是资本主义垄断了”⑥，由此，列宁把国家资本主义称为“社会主义的入口”。 这也是因为在1917年世界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危机的历史关口，“实现了银行国有化的国家的防御能力即军事实力，一定超过银行留在私人手里的国家，土地已归农民委员会所有的农民国家的军事实力，一定超过土地归地主所有的国家。”列宁呼吁只有国家资本主义才能拯救处于一战危机中的俄国。在《论粮食税》中，列宁提请大家注意，他对国家资本主义的倡导是在克伦斯基临时政府执政时期，当时所谈的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不是社会主义国家，而是“革命民主”国家。⑦他一再强调，国家资本主义正是西方欧洲资本主义的发明。 但是，当国家政权已经掌握在工农手中的时候，国家资本主义就可以成为社会主义的条件。⑧而这个社会主义的条件必须首先落实在对农民的政策上，用粮食税来代替余粮征集制，用工业品去换取粮食。列宁回顾这一转变时，指出二者的不同在于：“‘战时共产主义’是战争和经济破坏迫使我们实行的。它不是而且也不能是适应无产阶级经济任务的政策。它是一种临时的办法。在小农国家内实现本阶级专政的无产阶级，其正确政策是用农民所必需的工业品去换取粮食。只有这样的粮食政策才能巩固社会主义的基础，才能使社会主义取得完全的胜利”。⑨而粮食税是走向这种粮食政策的过渡，包括租让制和合作制，都是为了让资本主义以前的各种关系过渡到社会主义。1923年1月和2月，病重的列宁在最后一段日子请人给他读的书刊则关乎国际关系、合作社和科学地组织劳动等内容，⑩他最后的思考正在于如何通过合作社使得社会主义能够在农村中得以建立。列宁把国家资本主义看成一种战时措施，并以此作为社会主义的过渡，这其中，粮食税与农村的合作社是小农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的方式。 布哈林早年在国外怀疑小资产阶级和农民参加革命的可能性，后来在列宁的影响下转变，在列宁身后则成为列宁主义关于工农联盟最重要的阐述者和捍卫者。他既通过与考茨基、鲍威尔等为代表的欧洲社会民主党的论战来展开从“国家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阐释，又通过与托洛茨基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论战，最后是与斯大林的斗争，来展开对列宁主义的发展和深入。通过两边的论战，布哈林坚持并发展的列宁主义是今天需要重新理解的社会主义遗产，尤其在中国的城乡关系再次进入历史性大转折的时期。 1924年列宁去世，此时，苏联在战后被破坏的经济得到初步恢复，面临着今后怎么完成国家工业化的任务、向何处去的问题。社会主义究竟要不要(或者有没有)原始积累？布哈林曾在1920年出版的《过渡时期经济学》中使用过“社会主义原始积累”一词，遭到列宁的批评，其批注为“儿戏，照抄成人使用的名词”。列宁反对用“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词语来描述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过程。(11) 真正开始阐述“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是1922年的托洛茨基。托洛茨基认为新经济政策的初步成就要求对工业政策做紧急修改，加速工业复兴的步伐刻不容缓。轻工业的“繁荣”只是表象，其基础狭隘，必须集中力量冲出重工业的死胡同，制定出工业的“全面计划”，而不能依赖市场与供求的自发作用。经济发展必须优先考虑重工业，资源和人力必须合理地集中在那些对国民经济起根本作用的国营公司，不能有效迅速促进经济复苏的企业应当关闭。财政政策必须服从工业政策的需求，接受国家利益的指导，而不是受利润率的支配。信贷必须面向重工业，国家银行应当对重工业设备的更新进行长期投资。私有企业有利可图，大批国营企业处于亏损，必会威胁社会主义的目标。这些想法作为“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理念是被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在1924年的《新经济学》中“更深刻、更严密”地阐明了的。(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