剥削关系中的功能社会化与康德认识论　　

      阿尔弗雷德·索恩-雷特尔①，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第一代理论家中离法兰克福学派最近的人，然而他一辈子为霍克海默拒之门外。②索恩-雷特尔花了整整68年完成的《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西方历史的认识论》(Geistige und krperliche Arbeit Zur Epistemologie der abendlndischen Geschichte)③一书，至今仍然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文献中鲜为人知的文本。我以为，这是一本值得我们认真研讨的重要文本，因为在该书中，索恩-雷特尔第一次试图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方式解决康德认识论的现实基础问题。在此，本文仅就作为该书附录一的写给阿多诺的命名为“功能社会化理论草案”的信中的一些观点进行初步的讨论，以期更多的关注和思考。

      我们可以看到，索恩-雷特尔提出，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解决康德的认识论问题，比较核心的一个方面，就是要将先天观念结构归基于实践结构，具体说，不是先验观念解释现实存在，而只能以社会物质存在结构说明看起来独立、先在的逻辑构架。他说，这个特定的社会物质存在结构就是居有性的功能社会化(funktionale Vergesellschaftung)。在索恩-雷特尔的理论构境层中，居有社会即剥削社会，功能社会化就是指在商品交换出现之后发生的某种看不见的社会综合。由此，索恩-雷特尔试图瓦解康德自以为独立存在的先天观念综合的假象。

      为了历史地说明这一观点，索恩-雷特尔先是在一个虚构的历史构境平台上，设定了从原始共同体内部关系到功能社会化外部剥削构架的转变。说他“设定”，因之这种看起来是历史发生学的研究实际上是在真实历史之外的。在索恩-雷特尔看来，传统的原始共同体中，生产与消费是一体化的，消费来自生产者本身的直接生产结果，可是在一场部族之间的战争之后，败者为奴，则出现了一种前者占有后者剩余产品的新型剥削关系和统治关系(Herrschafts Verhltnisses)：“在被剥削者那里，产生了一种没有消费的生产，而在剥削者那里，则产生了一种没有生产的消费，因而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必然物质关联(notwendige materielle Zusammenhang)这种早先的形式被摧毁了。”④我们不难看出，索恩-雷特尔的许多理论分析都是建立在没有直接史料文献支持之上的随意性推论和主观设定，恐怕这也是霍克海默对他的观点采取不信任态度的缘由之一。索恩-雷特尔有些伤感地说，也是从这时起，劳动最初的、原始的社会化特征被剥夺了，取而代之的是作为商品的劳动产品的交换关联(Tauschzusammenhang der Arbeitsprodukte als Waren)的出现。他再一次重申，正是这个商品交换关系的历史发生，才会建构出所谓的功能社会化：

      剥削将生产与消费之间的生活必要性关联(lebensnotwendigen Zusammenhang)转变为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即社会的关联(gesellschaftlicher Zusammenhang)。它在人们的存在的紧密联系中建立起了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关联。这种由剥削所导致的人们之间的紧密联系，就是我所称的功能社会化(funktionale Vergesellschaftung)，它不同于任何形式的原始共同体(naturüchsige Gemeinwesen)。“功能的”社会化是对“原始的”社会化的否定，它摧毁了后者直至其完全解体，以致于功能社会化最终一统天下，并且商品生产采取了那种最终使得单方面居有(einseitige Aneignung)变成相互居有(wechselseitige Aneignung)的形式。⑤

      现在我们知道，索恩-雷特尔所谓的功能社会化就是由剥削关系导致的原始共同体的解体，使原有在生产与消费之间发生的生活必然关联变成一种由剥削性掠夺建立起来的社会性居有关联，这种居有关系开始是单向的，后来在商品交换中生成相互居有。依这个逻辑推论，前者是主人对奴隶的单向掠夺，而后者为商人之间的相互盘剥。其实，这个“相互居有”是可疑的，因为，索恩-雷特尔所假设的这种商品-市场经济中发生的相互居有，只是表面的形式平等，而实质上仍然是资本家对工人的单向盘剥(无偿占有剩余价值)。所以，索恩-雷特尔的这个自以为得意的“相互居有”从本质上是错误的伪历史情境。

      依索恩-雷特尔的所谓“历史性的阐释”(geschichtliche Gesamtdarstellung)，这一转换过程经历了“古埃及、古典时代以及近代欧洲的商品生产”等主要步骤。首先，在古埃及和东方社会中出现了剥削关系的“第一种本质形式”——国家，即“最初的剥削关系”的社会化形式。这里，

      在国家中，剥削的社会化功能局限于，赋予剥削的统治关系以齐一的特征(Charaktere der Einheit，国家主权、领土主权，等等)，这种同一性构成了国家的本质，使剥削的实际的统治关系成为“国家”的本质，或者说是将自身拜物教化了。在此，功能社会化无非是一种以剥削为目的而进行统治的残酷事实(factum brutum)，居有对象(Aneigungsobjekte)(产品、生产者[奴隶]、土地、劳动工具、牲口等等)的自然形式不再有不同的价值表述。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