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史研究:互动、比较、建构

作 者:

作者简介:
夏继果,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北京 100089

原文出处:
史学理论研究

内容提要:

如何把全球史从“教学领域”变成“研究领域”,是20世纪下半叶以来全球史学者面临的共同问题。本文从三个方面探讨全球史的研究方法。作为研究方法的互动,大致包括扩大研究单位的地理规模、关注研究单位之间的历史联系、研究那些本身就跨越边界的单位或主题三种类型。互动研究并不是全球史研究的全部,应当同等地重视比较研究,把互动研究与比较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两者的结合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种情况:把被比较的单位放入各自的大背景中,注重它们与各自环境的互动;被比较的对象至少应有一定程度的直接联系;比较不同国家和地区对于同样背景的反应有何异同;比较同一主体传播到不同地区后与当地社会的具体结合及其影响。互动研究、比较研究以及互动—比较研究本身都不应成为研究的终点,它们还应该对人类历史的发展有所“建构”,主要包括“一体化”进程的建构、因果关系和运行机制的建构、具有普遍意义的概括的建构等。


期刊代号:K5
分类名称:世界史
复印期号:2016 年 10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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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全球史教学与研究快速发展,尤其是在美国、欧洲和东亚地区。在美国,“世界史学会”依然活跃,它所主办的《世界历史杂志》①引领着全球史的学术研究动向,从中小学课程、本科课程到博士生培养的全球史培养体系已经建立起来,全球史也已从学术圈走向美国大众。《世界史指南》主编、密歇根大学的道格拉斯·诺思罗普指出:全球史学者现在有了更多的底气,已经超越了“证明自己”的阶段。②柏林自由大学的塞巴斯蒂安·康拉德在2016年出版的《全球史是什么》一书中描述了全球史在国际学术界的发展:全球史现今繁荣兴旺,在美国以及英语世界的其他地区,全球史在过去几十年里是历史学科中发展最快的领域,这一趋势也扩展到欧洲部分地区和东亚,在那里日益受到年轻一代学者的青睐;很多时候,要成功申请一个项目,“全球维度”是必不可少的;一些重要的学术杂志,如《美国历史评论》和《过去与现在》,越来越多地刊登全球史论文,全球史已成为“主流”,“历史学研究的方方面面都将受到全球视角的影响”。③十多年来,全球史在中国也获得发展。自2004年首都师范大学“全球史研究中心”成立以来,从本科教学到博士研究生培养的全球史教学培养体系日臻完善。

       全球史于20世纪中叶在美国兴起时主要是作为一个“教学领域”而存在的,如何开展全球史研究,把全球史变成一个“研究领域”,是20世纪下半叶以来全球史学者所面临的共同问题。近来,笔者发现西方学界出版了一些探讨全球史研究方法的著作,除了上文提到的两本书外,还有美国匹兹堡大学的迪戈·奥尔斯坦于2015年出版的《全球性地思考历史》。④笔者在阅读这些书籍的过程中深切地感受到学术的相通性,自己的许多想法与这些外国学者惊人地相似。本文主要根据上述三部著作,结合自己的思考,谈谈全球史的研究方法。

       一、互动

       2009年,刘新成在《互动:全球史观的核心理念》一文中指出:“互动乃人类社会组织的存在形式和世界历史发展的动力,互动在于相遇、联结、交流、交往、互相影响,而不是一方主导、引导甚至塑造对方和整个世界”,并列举了全球史学家表达“互动模式”的十种途径。⑤近年来,西方史学界对全球史的“互动”研究进行了诸多总结和反思。奥尔斯坦认为,作为研究方法的互动,大致有三种类型。

       第一,扩大研究单位的地理规模。建立联系的最简单的办法是构建更大的分析单位。例如,如果把东亚文明、非洲文明或拉丁美洲文明作为研究单位,很多内部的边界,特别是政治的和语言的边界就可以忽略。类似地,如果把海洋盆地作为研究单位,文明间的空间边界可以被进一步弱化。例如,大西洋盆地把西欧和西非海岸与美洲东海岸连接在一起。以此类推,去除任何边界的方式是把全球作为研究单位。这样,通过扩大空间规模、重新定义空间单位的方式,我们可以构建起文明、海洋盆地、半球和全球这样一些不同层次的研究单位,并且较为便利地挖掘它们各自内部存在的相互联系。

       第二,关注研究单位之间的历史联系。如果说第一种联系是概念性的(conceptual),即先建构一个历史的大单元,然后再挖掘其中的联系,那么第二种联系则是历史性的(historical),即首先从挖掘历史上确实存在过的联系入手,进而把一些所谓的独立单位联结在一起。第二种研究方式的关键在于相连单位的互相影响力和接触频度,而不是规模大小。两个或者多个单位间的最低强度的交流是接触(contact),持续的接触导致互动(interaction),持续的、不断加深的互动造就了互相依赖的关系(interdependency),这种建立在相互依赖基础上的诸单位构成一个大的分析单位,即体系(system)。一经达到体系研究这个层面,就可以把前两种形式的互动研究结合在一起了。

       第三,研究那些本身就跨越边界的单位或主题。其一是社会网络。“社会网络是跨越空间的互相联系的群体或个人的网络,这种互相联系经常超越边界”,它可能比前面所提到的空间单位大,也可能小。例如乳腺癌研究者的网络,可能会从日本扩展到中国、俄罗斯、欧盟、加拿大、美国,这样一个空间单位比文明、海洋或半球都要大,同时比其中任何一个又都要小。其二是跨国、跨边界的组织。其三是跨国、跨边界的主题。例如全球环境史、贸易史、移民史、疾病史、征服史,这些都是跨越边界的主题,都关注相互联系。⑥

       奥尔斯坦强调,分类只是为了提供一个简明的方法论清单,在实践中,它们并非是相互排斥的,而是交错重叠,并且拥有一些共同的特征,很多时候是很难区分的。他列举了互动研究的共同特征。第一,共时性的视角。从这一视角出发,重要的时间维度是各单位间互动的真正时间,而不再是每一单位内前后相继的阶段。例如对公元700年的欧洲来说,更重要的是伊斯兰教的出现,而不是古典时代。第二,重视外部的因果联系。只要地理范围是圈定的,时间是垂直的,因果关系就只能在圈定的单位中发现。一旦边界被打破,共时性的时间视角就会出现,就有可能思考很多区域同时发生的进程的共同原因。第三,有时更多地使用第二手资料。奥尔斯坦对此充满自信,认为专业历史学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已经积累起大量的第二手资料,可用于探寻联系和进行综合;他同时强调,面对扩大的空间,并不意味着研究其全部内容,而是可以把它视为大的语境,用原始材料深入研究其中的几个点,从这个角度看,全球史研究与民族国家史研究有相似之处,因为关于民族国家的大多著述并非涉及整个国家,而仅涉及较小的单位,如一个城市、一个郡、一个省。第四,偏爱涉及具有流动性的主题,例如人口、思想、商品、工艺、植物、病菌,等等。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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