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美关系进入新阶段，“修昔底德陷阱”这一命题也越来越为人们所熟知。“修昔底德陷阱”这个概念迄今所知最先由美国军事作家赫尔曼·沃克(Herman Wouk)提出来①，后来被美国国际政治和外交学界所接受。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科学与国际事务研究贝尔法研究中心”专门设立了“修昔底德陷阱研究工程”，项目负责人埃里森2012年8月22日在《财经时报》(Financial Times)专栏撰文《避免“修昔底德陷阱”》一文，指出中国的迅速发展改变了亚太秩序，极有可能导致与现存统治力量——美国的战争，他说：修昔底德告诉我们“当一个新兴力量挑战现存的统治力量时”，“绝大多数的结局都是战争”。他同时还宣称：1500年以来的世界历史印证了这一点，15个新兴国家崛起的案例中11个案例的最后结果都是战争。②自从这个概念被抛出之后，很快被政界学界广泛使用，包括不少名人。③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访美前后，这个概念在新闻媒体上频繁出现，从而为国人所熟知。2015年埃里森再次撰文《修昔底德陷阱：中美会走向战争吗?》指出：迄今16个新兴国家崛起的案例中12个的结局是战争，同时详细分析了中美走向战争的可能性。④ 修昔底德是古希腊伟大的史学家，他留下了不朽名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⑤，在这部书中他对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原因和过程做了详细的分析和叙述。沃克在给出“修昔底德陷阱”这一命题的时候只是对修昔底德给出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发生原因的概括⑥，至今我们没有见到埃里森等人对这一命题的由来展开研究，从他先设立“修昔底德陷阱工程”再研究国际关系、亚太关系来看，他们显然认为“修昔底德陷阱”至少在美国国际关系、国际政治学界已经是众人皆知、内容确定的命题，无需再去证明了。他们列举1500年之后的历史事件只不过是进一步印证这一命题。从他们的转述和印证的结果看，他们心目中的“修昔底德陷阱”的内容就是：一个新兴国家的崛起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将导致战争，因为它必然要挑战现存的统治力量。国内媒体将其概括为“国强必霸”，彭广义将其概括为“国强必霸、必战”。这种概括基本上表达了埃里森等人心目中的认识。 由上述可知，“国强必霸、必战”实际上是现代西方学者提出来的，并得到西方近现代史乃至世界近现代史的印证。但为什么在崇尚个人荣誉的西方文化背景下，这些学者没有将这个发现打上自己的烙印，而要贴上修昔底德的标签呢?个中原因无非是假借修昔底德的名义给这一发现增加可信度，同时也增添历史的沧桑感，更易于为世人所接受，所信服。但是这一命题到底是不是修昔底德本人的发现，有没有准确表达修昔底德本人的思想?他们的借用、传播给修昔底德带来的到底是荣誉还是耻辱?尤其是当这一命题在西方学术界、思想界已经成为公理、定律的情况下，以上问题更显得有必要加以澄清。 本文无意于评价埃里森等人立足于近代世界史而发现的所谓“修昔底德陷阱”是否正确，无意于研究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原因，更无意评价格拉汉等人的所有工作，仅仅试图就这一命题与修昔底德之间的关系做一探讨，试图弄明白：“修昔底德陷阱”的内涵与修昔底德本人发现的战争原因是否一致，埃里森和他的同事是否曲解了修昔底德的发现，这种曲解又隐含了什么秘密。 “修昔底德陷阱”这一命题的直接来源是修昔底德对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原因的一段总结，我们就从此开始。修昔底德的原话是这样说的：“真正的原因是雅典势力日益增长，引起斯巴达人的恐惧，使得战争不可避免。以下展示的是在导致和约破坏和战争爆发这个问题上双方所应承担的且已得到人们公认的原因。”⑦显然，这段话表明，修昔底德对伯罗奔尼撒战争原因的分析包括这段话以及直到本卷结束的全部内容。在整个这部分内容中，“雅典势力日益增长，引起斯巴达人的恐惧，使得战争不可避免”这句话无疑是核心。但这句话过于追求理论的概括性，丰富的历史内容却被有意识地精简掉了，人们不清楚雅典势力增长之后做了什么，为什么导致了斯巴达的恐惧?斯巴达的恐惧又如何导致了战争?这些恰恰是修昔底德进行理论概括的基础，因此他在这一卷下文进行了详细叙述。 修昔底德的叙述采用了倒叙的手法，他首先讲述了直接导致战争的两个具体历史事件，厄庇丹努斯事件和波提迪亚事件，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表面原因。然而，修昔底德的叙述表明这两次事件的矛盾双方实际上是雅典和科林斯。这是修昔底德的一个新发现。雅典与科林斯为什么会产生矛盾呢?这时候修昔底德开始展示他最伟大的发现：矛盾的源头是雅典的兴起，因此，他开始叙述雅典的兴起。 修昔底德从公元前479年希波战争结束、波斯军队退出希腊本土、雅典开始强盛讲起。他讲述了雅典兴起的若干重要环节：重修雅典卫城城墙，获得希腊同盟的指挥权，成立提洛同盟，海上扩张等等。他还讲述了雅典兴起的若干重要表现：派军援助斯巴达镇压黑劳士起义，派军支持埃及的反波斯起义，征服厄吉那岛控制萨罗尼克湾及其周围地区，控制中部希腊，派海军绕航伯罗奔尼撒半岛，占领科林斯湾部分地区。 修昔底德告诉我们，雅典在兴起的过程中，与科林斯的关系首先紧张起来。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点，我们需要补充一点科林斯方面的材料。科林斯是希腊世界传统的强邦，它利用科林斯地峡的便利条件发展工商业，在公元前8世纪后期就富裕起来，控制了萨罗尼克海湾经科林斯地峡，到科林斯湾，再到亚得里亚海、西西里岛、亚平宁半岛的商业。雅典则位于萨罗尼克湾以东的阿提卡地区，直到公元前5世纪初，其国力并不强大，公元前6世纪末曾经多次遭到斯巴达的武力干涉。公元前5世纪中期，雅典在基本控制爱琴海地区之后开始在希腊本土扩张，它扩张的区域主要是在科林斯控制的传统区域。尤其是公元前460年，雅典接纳麦伽拉加入提洛同盟，更是直接导致了雅典与科林斯及其盟友之间的战争。⑧麦伽拉位于科林斯地峡的北侧，与科林斯共分科林斯地峡。科林斯地峡是中希腊通往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唯一陆上通道，科林斯时刻想控制这一地区，独占科林斯地峡的商业利益。科林斯不断派兵进攻麦伽拉，试图迫使麦伽拉就范。麦伽拉不堪其扰投降雅典，双方于是发生战争。因为科林斯及其盟友大多是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城邦，因此，这次战争又称“第一次伯罗奔尼撒战争”。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