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03 1843年，鲍威尔主编的《文学总汇报》在夏洛滕堡发行，移居巴黎的马克思很快收到荣克寄来的几期《文学总汇报》。他因严重不满于其中诸多观点而准备批判鲍威尔及其伙伴，直至他和恩格斯在巴黎会晤，这个愿望以合作的方式实现了。1844年9月至11月，马克思和恩格斯撰写了第一部合著《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驳布鲁诺·鲍威尔及其伙伴》①，批判布鲁诺·鲍威尔及其信徒的思辨哲学。这部著作指向1842年夏天在柏林成立的“自由人”小组，特别是其代表人物布鲁诺·鲍威尔。关于马克思与这些青年黑格尔派旧友所产生的严重分歧，从他写给卢格的信中就可见一斑：“少发些不着边际的空论，少唱些高调，少来些自我欣赏，多说些明确的意见，多注意一些具体的现实，多提供一些实际的知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36页)马克思在走出“神圣”的自我意识的同时，强调在现实的行动中书写“使用实践力量的”群众的历史，从而在新启蒙语境中确立了《神圣家族》影响深远的政治哲学主题。 一、《神圣家族》的文本结构与马克思的批判对象 《神圣家族》包括序言、正文九章和简短的结语。序言由恩格斯和马克思合撰。恩格斯写作的章节包括第一章“以订书匠的姿态出现的批判的批判或赖哈特先生所体现的批判的批判”、第二章“体现为《MUHLEIGNER》的批判的批判或茹尔·法赫尔先生所体现的批判的批判”、第三章“‘批判的批判的彻底性’或荣(荣格尼茨?)先生所体现的批判的批判”、第四章第一节“弗洛拉·特莉斯坦的‘工人联合会’”、第四章第二节“贝罗论娼妓问题”、第六章第二节a小节“欣里克斯，第二号。‘批判’和‘费尔巴哈’。对哲学的谴责”以及第七章第二节b小节“‘软心肠的’和‘需要解救的’群众”。其余章节均由马克思撰写，包括第四章第三节“爱情”、第四章第四节“蒲鲁东”、第五章“贩卖秘密的商人所体现的批判的批判或塞利加所体现的批判的批判”、第六章第一节“绝对批判的第一次征讨”、第六章第二节b小节“犹太人问题，第二号。关于社会主义、法学和政治学(民族问题)的批判的发现”、第六章第三节“绝对批判的第三次征讨”、第七章第一节“批判的群众”、第七章第二节a小节“‘顽固不化的群众’和‘不满意的群众’”、第七章第二节c小节“天恩之降临于群众”、第八章“批判的批判走进尘寰并改变形象，或盖罗尔斯泰因公爵鲁道夫所体现的批判的批判”、第九章“批判的末日的审判”。紧随第九章的是一句结语。 恩格斯在离开巴黎之前就完成了他分担写作的章节，他这时没有马克思那样明确的批判自觉，“恩格斯最初只是把这个工作看成是嬉笑怒骂式的报复，并且很快就写好了他对计划中的著作所承担的部分，但是几个星期之后他吃惊地知道了马克思赋予他们的论战以怎样的性质。”(科尔纽，第310页)马克思这时的思路之所以如此深邃，与他之前在《克罗茨纳赫笔记》和《巴黎手稿》中对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哲学的研究有密切关系。他在这部文本中先后完成了对埃德加尔·鲍威尔、布鲁诺·鲍威尔、蒲鲁东、塞利加、犹太人问题、法国启蒙运动、空论派和鲁道夫等的批判，初步论述了物质生产的基础性作用与群众史观。 马克思对鲍威尔及其伙伴的批判与关于群众史观的阐述同步，这是他以唯物史观的萌芽批判自我意识哲学的开端。同时，在该书第四章对蒲鲁东的五个“批判性的评注”中，马克思深入解读了蒲鲁东的《什么是财产?》一书中的所有权观念和平等意识，这项研究后来在《哲学的贫困》中得到进一步拓展。他在该书第五章和第八章批判了青年黑格尔派成员弗兰茨·齐赫林斯基和欧仁·苏的小说《巴黎的秘密》，这位先生以“塞利加”为笔名发表的对《巴黎的秘密》的长篇赞美在马克思看来是一个需要被解蔽的神话。 1845年2月，《神圣家族》在法兰克福出版，当时署名“恩格斯、马克思”。在随后四个月，《哥本哈根邮报》、《威斯特伐利亚汽船》月刊和《维干德季刊》先后发表了介绍文章、匿名评论和署名论文。(参见聂锦芳，第50-51页)尽管这些介绍与评论主要谈论他们的批判对象，但也表明该书刚出版便得到一定的关注。 马克思并未重视这些评论，他甚至认为《威斯特伐利亚汽船》月刊发表的那篇匿名评论荒唐可笑。10月16-18日，《维干德季刊》发表了鲍威尔、施蒂纳等人的系列回应，马克思和恩格斯将这番回应称为“莱比锡宗教会议”。这时他们做出了后来才意识到的对费尔巴哈“滑稽的”赞美。此后不久，马克思开始撰写《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其中关于感性生活、群众史观、实践观等哲学新论，当然包括青年黑格尔派批判，直接延续了他在《神圣家族》中的相关阐释。 1845年4月，在《神圣家族》出版后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写作前，马克思在笔记本上写了四句札记：“神灵的利己主义者同利己主义的人相对立。革命时期关于古代国家的误解。‘概念’和‘实体’。革命——现代国家起源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27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