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90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398(2016)02-0006-07 修订日期：2015-10-26 DOI：10.13959/j.issn.1003-2398.2016.02.002 1 引言 伴随着西方人文地理学的“尺度转向”，“尺度政治”(politics of scale；scale politics；scalar politics)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主题。这一主题来源于尺度的社会建构观点，即在承认尺度由社会过程所生产和建构的基础上，进一步强调这一社会过程的政治性，即尺度的“政治建构”[1]。在此基础上，西方学者开展了大量尺度政治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这些研究也同尺度本身的研究相互交织。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积累体制和调节模式发生剧烈重构，尺度间关系也随之发生转变，如各类经济技术开发区、出口加工区等在国家经济发展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与此同时，互联网等传播媒介的兴起、公民意识的提高等使得社会冲突事件更容易引起大范围的关注，行动者也更容易利用这一斗争尺度的提高来实现其特定目标，如2007年厦门的PX项目事件。在这一背景下，城市、国家等尺度之间关系转变的动因、过程以及行动者对尺度的运用等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而尺度政治正为这些研究主题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近年来，国内出现了一批介绍、应用尺度政治理论的研究，如苗长虹对尺度政治概念的引入[2]，刘云刚等对国外尺度政治研究的梳理[3]以及在三鹿奶粉事件分析中的应用[4]，张京祥等对盱眙内生型城市营销推动下的城市尺度跃迁的研究[5]，等等。不过，国内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仍处于起步阶段，对国外理论的引入、总结和发展仍相对较少。在此背景下，本文将通过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尺度政治研究的梳理，试图为国内下一步研究提供一定的理论借鉴。 2 尺度政治理论产生的现实和学术背景 尺度政治理论是伴随着20世纪70年代以来剧烈的“全球重构”[6]而发展起来的，这一过程以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为基础，伴随着福特—凯恩斯主义的危机、新自由主义的兴起等一系列相互交织的政治经济转变。与此同时，西方人文地理学也经历了制度、文化、关系和尺度等多重转向[2]。这些现实和学术背景为尺度政治的研究提供了实践和理论基础。 2.1 生产方式变革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 20世纪70年代，北大西洋福特主义积累体制开始出现一系列危机，原有的标准化、大规模的生产方式的弊端逐渐显露出来。在此后的一二十年中，这一生产方式逐渐被强调定制化、区域竞争的后福特主义所取代。与此同时，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生产组织方式也发生变革，跨国公司在全球资本体系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这些转变重构了原有的尺度结构，同时也为行动者的政治动员提供了条件。一方面，定制化、竞争导向的生产策略使得特定城市或区域在资本积累中地位日益突出，进而使城市、区域与国家等尺度间关系发生转变；而跨国公司日益穿越国家边界并将地方直接同全球生产体系相联结，也为相对固定、自我封闭的国家尺度的柔性化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全球化在一定程度上激化了不同群体之间的矛盾(如跨国公司与当地居民之间的矛盾)，也加强了特定政治力量之间的联系(如地方政治团体与国际非政府组织之间的联系)，从而引起了大量跨尺度的政治冲突并使尺度本身也成为解决这一冲突的工具。 2.2 新自由主义的兴起与治理方式转型 同福特主义生产方式一样，20世纪70年代，北大西洋凯恩斯主义调节模式也面临危机，在这一背景下，以里根和撒切尔的改革为标志，新自由主义逐渐兴起并扩散，进而导致了各国治理方式在不同程度上的转型。从纵向上看，国家开始调整原有的空间政策，而将关注点放在培养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关键城市区域上，如我国对深圳、上海等城市的政策和资金倾斜；从横向上看，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兴起，引发了一系列分权化、市场化改革，如企业家城市的兴起。这些转变以伴随着政治冲突的方式重塑了原有的尺度结构，例如，国家通常以分权的方式赋予地方政府一定的管制权力，以满足其制定灵活的、定制化的经济发展政策的要求，这一权力的转移不仅通过政治斗争实现(如地方政府对开发区项目的争夺)，也改变了国家与地方尺度之间的权力格局。此外，分权化在客观上促进了一系列非政府组织的兴起，而它们通常在尺度政治斗争中扮演关键角色，如在秘鲁大坦博(Tambogrande)抗议采矿的运动中，由多个非政府组织建立的Mesa Tecnica联系网络将本地斗争上推到国家和国际尺度并同霸权话语相结合，进而取得斗争的胜利[7]。 2.3 西方人文地理学的尺度转向 尺度在过去主要被看作一个制图学概念，即“比例尺”，同时它还被看作“经济、社会和政治过程存在于其中的不同的分析层次”[8]。这一类尺度概念具有给定性、固定性、封闭性等特征，人们对其形态的理解是基于同心圆、金字塔、脚手架等各种“暗喻”的。20世纪80年代以来，面对全球化背景下剧烈的空间重构过程，一些学者以“空间生产”理论为基础，进一步提出作为空间维度的尺度也是社会生产的[9，10]。在此基础上，一批学者开始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研究尺度的建构和重组以及其中所包含的政治过程。其中最具开创性的研究是Taylor的“尺度的政治经济学”框架[11]，随后，Smith也详细讨论了尺度问题，并首次提出“尺度政治”的概念[12]。此外，Cox的“依赖的空间”(space of dependence)和“参与的空间”(space of engagement)[13]、Jessop的“尺度相对化”(relativization of scale)[14]、Brenner的“新国家空间”(news tates pace，NSS)[6]等理论都是政治经济研究路径的典型代表。不过，尽管他们反复强调尺度的社会建构和重组，但仍倾向于将尺度理解为客观存在的物质实体[15]。而此后，一些学者开始从唯心主义的角度理解尺度，将其看作主体的实践范畴，而非预设的、层级分化的实体。例如，Jones指出，尺度应被看作一个认识论而非本体论范畴，它是一个“表征修辞”(representational trope)[16]。这种理解实际上暗含了对尺度概念的解构[3]。与此同时，Marston等则直接对尺度概念展开批判，提出应完全抛弃尺度并代之以“扁平的本体论”即“场所”(site)[17]。总之，人文地理学的尺度转向后，尺度的内涵不断丰富，并在转型中走向解构。这一发展过程深刻影响了尺度政治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