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新经济地理学的回顾与展望

作者简介:
杨开忠(1962- ),男,湖南常德人,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870);董亚宁,薛领,刘安国,徐梓原,杨书,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北京 100870)。

原文出处:
广西社会科学

内容提要:

“新”新经济地理学将微观主体异质性融入到新经济地理学之中,为空间经济学研究提供了崭新的途径,使空间经济学研究从中观(部门)层面深入到了微观(企业和个人)层面,大大增强了空间经济学理论的解释能力。同时,“新”新经济地理学的诞生使得将空间异质性、技术外部性、不完全竞争甚至时间纳入到一个统一架构,以及使得建立经济地理、经济增长和产业组织的整合理论成为了可能。我国人口众多、幅员辽阔,又是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经济地理的微观主体异质性、空间异质性、动态变化性都十分显著,为“新”新经济地理学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舞台。


期刊代号:K9
分类名称:地理
复印期号:2016 年 0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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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F11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917(2016)05-0063-12

      [文献编码]doi:10.3969/j.issn.1004-6917.2016.05.012

      一、“新”新经济地理学:空间经济学的新方向

      “在哪里生产”是社会如何管理自己的稀缺资源所不得不面临的基本问题。20世纪50年代,Arrow-Debeu利用Kakutani不动点定理证明了竞争性一般均衡存在性之后[1],在一般均衡框架中如何纳入地理空间因素,迅速成为学界争论的焦点并逐渐形成了针锋相对的新古典和艾萨德(Isard)两派。新古典派认为,空间因素可以视为商品属性的一个变量纳入到一般均衡分析,而艾萨德派则认为,为了抓住空间对经济系统的本质影响,需要根本不同于建立在完全竞争基础上的传统一般均衡理论的新模型。1978年Starrett提出了空间不可能定理,即在存在运输成本的情况下,且空间是均匀的,则不存在包含运输成本的竞争性均衡[2]。由此给出了上述争论的科学结论,即根据空间不可能定理,将空间因素融入到一般均衡框架的途径至少包括空间异质、外部性以及不完全竞争三个层面,如图1所示。其中,比较优势理论、要素禀赋理论、杜能区位论、阿隆索单中心城市模型,经由空间异质性途径,在完全竞争框架中尝试让空间因素融入到一般均衡框架之中。Henderson的城市体系模型通过直接假定生产的外部性[3],Lucas和Hansberg的城市模型证明了在一个企业和住户任意分布的圆形城市中存在对称均衡的可能性[4],这些模型均在完全竞争框架内通过外部性的途径考虑了空间因素。然而,在空间异质性模型中,比较优势论、要素禀赋论忽视规模报酬递增、运输成本,杜能区位论和单中心城市模型将城市作为外生变量,本质上是局部均衡的;外部性模型也忽视了厂商层面的规模经济。为了处理厂商层面的规模经济,就不得不在不完全竞争框架中进行。Beckmann在企业报酬递增和与邻近企业进行寡头竞争的条件下,最先完整严密地揭示了均衡时企业数量如何取决于内部规模报酬递增和运输费用之间的权衡问题[5]。Salap的圆周模型也揭示出了相同的结论[6]。1977年,Dixit和Stiglitz把规模报酬递增和垄断竞争纳入到统一的框架中,建立了规模经济和多样化消费者之间的两难选择如何实现的一般均衡模型[7]。这一工作引起贸易、增长和经济地理理论的革命。1991年,保罗·克鲁格曼在D-S垄断竞争模型中纳入空间因素,构建了“中心—外围”模型,这标志着新经济地理学的诞生[8]。之后,他相继提出和发展了自由资本模型(FC模型)、自由企业家模型(FE模型)、资本创造模型(CC模型)、垂直核心—边缘模型(CPVL模型)、垂直自由资本模型(FCVL模型)、垂直自由企业家模型(FEVL模型)、全域溢出模型(GS模型)、局域溢出模型(LS模型)、线性自由资本模型(LFC模型)、线性自由企业家模型(LFE模型)和新经济地理学城市模型。经过20多年以来的发展,新经济地理学已趋于完善和成熟。新经济地理学是当代地理学与经济学融合最杰出的桥梁,对经济地理学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9-10]。

      然而,上述途径无不以代表性微观主体行为分析为特征,自觉或不自觉地假定了企业之间、个人之间是同质的。在这种假定下,产业内任何企业或个人的区位选择,在一定的地理和市场环境下都是同一的,经济活动空间分布仅仅被解释为环境的产物。因而,上述途径不仅停留在中观的产业层面,而且都是“环境决定论”。然而,在现实的经济地理世界中,同一产业内的不同企业之间、劳动者之间以及消费者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在同样的地理和市场环境下,它们的区位选择是不尽相同的。从这种意义上来讲,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是微观主体和环境互动的结果。因此,为了理解和把握经济地理的规律,必须深入微观的企业层面,重视和考虑微观主体异质性的作用。

      2003年,Melitz率先建立了一个基于异质性企业的贸易模型,尝试解释了国际贸易中企业的差异和出口决策行为,成为“新”新贸易论(NNTT)开篇之作[11]。2006年,Baldwin和Okubo借鉴Melitz的研究思路,在垄断竞争一般均衡框架内建立了第一个基于微观主体异质性的地理模型[12],开启了基于微观主体异质性的经济地理研究潮流。2011年,Ottaviano对这一方向的研究进行初步总结概括,正式提出了“新”新经济地理学[13]。“新”新经济地理学基于微观主体异质性,融规模报酬递增、运输成本甚至空间异质性于一体,同时,随着贸易自由度变迁,异质企业的空间聚集和分散是渐进过程式的,不仅显示潜力巨大的综合能力,而且也许为我们打开了纳入时间因素、建立包含“时间”的经济地理模型的机会窗口。因而,“新”新经济地理学是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地理学和经济学结合的前沿方向和途径。

      二、“新”新经济地理学的基本思路

      “新”新经济地理学的基本思路是在集聚效应和选择效应的综合作用下,异质性微观主体(企业、消费者、劳动力)会通过渐进式自组织方式逐步达到均衡稳定的空间结构,而一旦外部环境发生变化时(诸如交通条件、生产技术、人口规模、工业化程度等),原有均衡稳定的空间结构会被打破,系统重新在集聚效应和选择效应的综合作用下以渐进式自组织方式达到新的均衡稳定的空间结构,如图2所示。显然,与新经济地理学相比较,其特别之处主要是空间选择效应和渐进式空间自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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