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订日期：2015-10-28 中图分类号：K90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398(2016)02-0074-09 DOI：10.13959/j.issn.1003-2398.2016.02.013 1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快速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城市与区域的空间格局也发生了剧烈变动。在区域间关系不断重构的背景下，行政区划调整作为一种行政主导的空间治理手段，对于优化区域和城市空间结构、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因此我国近30多年的快速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始终伴随着多种类型的行政区划调整。在经济社会发展迅速、水平较高的东部地区，行政区划的变动尤其频繁。 由于行政区划调整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进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因此对该问题的研究成果很多。学者们基于具有中国特色的“行政区经济”现象[1]，结合不同城市或区域的区划调整案例，对区划调整发生的内在原因[2]、类型[3]、内在机制[4]和演变趋势[5，6]，以及区划调整后的空间结构效应[7-10]、经济效应[11-13]、城镇化效应[14]、存在的问题和改革建议[15-17]等内容进行了深入探讨。关于行政区划调整的研究范式，有些学者采用经济学的计量分析，通过评估经济绩效判断行政区划调整的效果；有些学者则基于地理学常用的土地利用数据、遥感影像、GIS软件等分析了行政区划调整的空间扩展效应；更多的学者则带有明显的经验主义色彩，仅就区划调整的过程、特征等进行定性归纳和阐述，而未采用特定的分析方法或理论工具。 从现有成果来看，一部分研究侧重对我国行政区划整体格局的变动及其机制进行分析，另一部分则是对某个行政区划调整案例带来的空间、经济社会效果展开讨论。研究范式则以传统的经济学模型、地理学方法和定性叙述为主。但我们认为，对于行政区划调整的研究，需要一个适宜的时空对象，以及一个有助于挖掘区划调整内在逻辑的分析范式。 从前者看，“省”是观察、分析中国城镇化特征和机制的最佳空间单元，尤其在制度层面的研究中更显适宜[18，19]。广东省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其近30多年来的行政区划演变颇具代表性，可谓中国行政区划演变历程的一个缩影，所以广东省无疑是分析区划调整的特征、内在机制的绝佳案例。从后者看，行政区划调整在本质上属于一种制度变迁，但学界常用的三种分析范式并不适合作为制度分析的理论工具，因此亟须借助其他的理论框架展开讨论。我们注意到，尺度重构(scale rescaling)理论关注权力和控制力在不同地理尺度之间的移动，以及制度的重新安排和治理的变迁[20]，非常适用于制度分析。鉴于此，本文将基于尺度重构理论，结合广东省改革开放以来行政区划的演变历程，尝试提炼其中蕴含的动力机制。 2 尺度重构理论 2.1 尺度的概念 “尺度”是表述空间规模、层次与相互关系的量度，属于一个相对的概念[21]。在地理学研究中，尺度具有三方面涵义，分别是制图学的尺度、方法论的尺度和政治经济社会分析的尺度[22]。第一，制图学的尺度即为“比例”，它决定了地图所表现区域的大小、内容和精度。这是尺度一词最原初的涵义，属于度量空间的工具型概念。第二，方法论的尺度是指研究者选择在哪个层面上收集信息，以解决某个科学问题。这是对尺度原初涵义的一个延伸，包括了个人、邻里、城市、都市区、国家、全球等多个层级，并已逐渐成为地理学者普遍应用的术语和分析视角。第三，政治经济社会分析的尺度则受到Lefebvre空间生产理论[23]的启发，强调各个空间尺度并不是固定和静止的，由此带来了研究视角的转变，对尺度的关注焦点不再是静态的尺度构造，而是特定的尺度是如何被生产和再生产的。由于尺度并非“自然的”或“事先给定的”，因此尺度在空间上、时间上常常是非均衡的和动态的。 事实上，在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下，地理空间愈加表现出“无疆界”环境中的流动性和可塑性的特点[24]，因此政治经济社会分析涵义上的“尺度”日益成为人文地理学研究的重要术语。Smith指出，特定的地理尺度可以理解为特定政治经济社会活动的平台，按照尺度的度量来确立地理分异、刻画地理景观中权力与内容秩序的过程，即为“尺度化”(scaling)的过程[25]。 2.2 尺度重构 “尺度重构”(scale rescaling)正是基于上面第三种尺度涵义的视角引出的概念，是对“尺度化”的推进。尺度重构是指具有尺度特性的组织方式发生变化、转移的过程，涉及权力结构、制度安排、政策制定或治理模式的“再尺度化”(rescaling)，即形成一种新的政治经济尺度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可观察到的现象包括行政组织调整、治理方式变动、地域空间结构变化等，其中蕴含了不同层级的权力在多地理尺度的变动、各层级主体的互动，以及主体间关系的微妙变化。 Jessop认为，尺度重构实际上是一个不断持续、循环往复的过程[26]。在国家尺度重构的过程中，国家(中央政府)会对经济、社会、空间发展的干预权力进行主动调节，既可能将这种权力上移到超国家组织(如欧盟、北约等国际组织)，也可能将其下放到地方政府，还有可能形成一些跨层级的尺度联系，与私人部门、市民社会组织合作对经济社会发展进行干预和调控[27]。值得注意的是，在多尺度的行政层级架构下，尺度重构不仅发生在国家(中央政府)层面，也经常发生在区域层面(如省、市、区等地方政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