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本性进化与全球地缘政治经济基础探析

作者简介:
王铮(1954-),男,中国地理学会会员(S110003918H),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主要从事理论地理学、计算经济学、计算地理学等研究,E-mail:wangzheng@casipm.ac.cn,北京 100190;韩钰,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北京 100190;胡敏,西北大学,西安 710127;朱艳硕,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北京 100190;吴静,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北京 100190

原文出处:
地理学报

内容提要:

从克鲁格曼的地理本性论出发认识全球地缘政治经济基础。本文通过收集2000-2012年的世界主要21个国家(地区)的金融业和制造业增加值,运用区位商模型分析世界主要国家(地区)的金融业与制造业发展集中度,同时对各国资源输出情况进行对比,最后进行聚类分析。结果发现:全球一体化使世界典型国家(地区)类型趋于明显,呈现新的“三个世界”特征:美国、英国、瑞士、新加坡以及中国香港属金融业主导国家(地区);泰国、中国大陆、韩国、德国、日本、越南和中国台湾属制造业主导国家(地区);加拿大、俄罗斯、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澳大利亚和墨西哥属资源开发业主导国家;印度和法国目前在多领域均得到发展,属过渡型国家。这种地理本性决定的经济分工分类,是各国的地缘政治经济学基础,将影响他们的地缘政治经济学立场。


期刊代号:K9
分类名称:地理
复印期号:2016 年 05 期

字号:

      修订日期:2016-03-23

      DOI:10.11821/dlxb201606004

      1 引言

      20世纪90年代初“冷战”结束,世界经济一体化发展速度加快,从而使国际间经济联系更加紧密,针对这种情况,美国国防部高级顾问、华盛顿战略与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的战略专家Edward Luttwak于1990年在一次国会听证会上首次提出了地缘经济学(geo-economics)的概念。Luttwak[1]认为世界已经进入了地缘经济时代,国际关系中的“低级政治”(经济、社会、生态等问题)的紧迫性和重要性第一次明显地超过“高级政治”(军事对抗和核威慑),而地缘经济学则在战略上对军事对抗起到了缓冲作用,这一转向“开拓了超过国界的、竞争与合作并存的新时代”。这一认识意味着经典的麦金德的地缘政治学说[2]需要开拓。Demko等[3]则进一步将地缘政治和经济竞争结合起来,并提出了地缘政治经济学(Geopolinomics)概念;2002年根据冷战结束的事实,Smith[4]对欧洲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问题进行了讨论,清晰地讨论了欧洲的战后重建以及21世纪初期的重组状况,由此更加强调了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是密不可分的。新的研究把地缘政治经济学研究与产业发展[5]以及气候变化[6]等联系了起来;而上合组织就被一些学者认为是一种地缘政治经济组织[7],因为它显然不同于传统的国际关系政治联盟,例如北约那种具有明显政治特色的地缘集团,而更多地关心经济合作与反恐。地缘政治经济学概念的出现意味着传统的地缘政治学的深入发展。

      从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上讲,现代国际关系中全球性的政治地理因素与经济地理因素是不可分的,因为国际政治问题往往起因于经济问题,按马克思的思想,经济是政治的基础,这需要从经济地理特点认识全球性地缘政治经济关系。在以信息化为动力,研发产业引导经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现今新经济条件下,各国在国际政治的立场将如何随着经济利益立场而不同,正在形成新的地缘政治经济结构。理论上出现所谓历史的地缘经济枢纽研究[8]。针对这种情况,近年众多的中国学者对当前的地缘政治经济问题提出了个人看法,如陆大道等[9]强调同时加强地缘政治地缘经济研究;熊文等[10]构建了一个三国模型,试图解析地缘政治经济结构。

      地理学擅长于从更长期的历史高度看问题。实际上,无论地缘政治问题还是地缘政治经济问题,其都是依赖于地理结构,这个地理结构是地理本性的反应。本文认为,要从根本上认识地缘政治或者地缘政治经济问题,需要认识决定这种结构的地理本性,这些本性的进化(evolution),形成了地缘政治结构或者地缘政治经济结构演化的基础。这些基础是什么呢?Krugman[11]提出存在引导地理结构演化的两个地理本性(nature):分别是作为第一本性的自然禀赋和作为人类选择的第二本性——聚集与区位。夏海斌等[12]提出在现代新经济条件下,存在以信息设施条件和人力资源条件(统称信息化条件)为基础的第三地理本性,这个地理本性对应于第三次产业革命,通常,这次产业革命被称为信息化革命,以区别早期的工业化革命。这三个地理本性是世界经历三次产业革命凸显的。既然决定地理结构进化的是三个地理本性,本文试图从这种地理本性来认识地缘政治经济结构。

      为了深刻认识问题,首先从地理本性以及这种本性决定的国际经济关系中的各国经济优势或者产业优势来认识问题,即认识世界地缘政治经济学的基础。实际上,在第一次产业革命以后,第一地理本性自然禀赋及其依存的土地成为了国家间争夺的核心,一个国家要尽可能控制土地并且以自己为贸易中心,人们根据20世纪以前的历史发展认识的以中心腹地为核心的地缘政治结构,当时世界地理结构演化出了帝国主义—殖民地政治为基础的世界地缘政治经济结构,即列宁所说的帝国主义已经把世界瓜分完毕。但是20世纪以来,第二次产业革命在世界普遍发生和发展,工业化几乎给所有国家带来了发展机会,在这种情况下贸易自由化有助于各国的发展,工业化依赖的地理本性——经济区位和劳动力聚集优势,形成了新地理结构,加上各国政治区位的选择,人们通过政治对立来形成地缘政治边界,地缘政治结构的基础呈现了Cohen[13]所谓海洋域与大陆域的地缘政治结构划分。然而世界的殖民主义政治的博弈过时,德意日试图通过占领土地建立殖民地的地缘政治策略由于违背地理本性的作用而失败。二战以后,无论美国或者苏联都打起了反殖民主义的旗帜,支持各国独立,强调贸易自由,当时政治区位导致的海洋域与大陆域的凸显,障碍了有利于共同发展的自由贸易,“巴统”就是这个时代的政治产物。然而,当前世界经历着三次产业革命,信息产业强烈依赖的金融业和研发产业成为了世界经济再活跃的成分。这时第三地理本性得以呈现,这种具有全球经济一体化和信息化特点的世界经济联系强烈,而且由于经济进化带来的世界经济必须一体化的经济需求,不可避免地冲击了雅尔塔体系奠定的世界地理结构。

      针对这里的问题,鉴于第三次产业革命还在发展中,本文试图首先从前两次产业革命产生的两个本性出发认识全球地缘政治经济结构,进而认识第三次产业革命驱动下正在形成的全球地缘政治经济结构,因为前两个地理本性仍然存在并且由于发展具有路径依赖的特点,正在形成的地缘政治经济结构,必然由三个地理本性一并产生。为了开展这一认识,产业区位商模型被认为是一个合适的分析工具。利用区位商模型,定量分析世界主要21个国家(地区)的金融业和制造业的发展现状和集中度,因为产业区位商是各国家(地区)在国际竞争中的优势。本文将进一步对第一本性的世界主要国家(地区)的资源输出情况、能源进口依存度进行对比,以便更为全面地、客观地探析世界典型性国家(地区)的类型结构,认识它们在地缘政治中的基础作用,作为世界地缘政治经济学的分析基础。对于第三地理本性的——信息化条件的完全的地缘政治经济结构作用,由于第三次产业革命正在发展,本文力图提出一种认识。由于新经济时代还在发展,本文旨在提出一种发展的地缘政治经济结构的地理基础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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