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订日期：2015-10-20 中图分类号F12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0690(2016)04-0502-10 doi：10.13249/j.cnki.sgs.2016.04.003 2013年9～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访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时提出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和战略构想[1]，媒体和学术界通常将二者简称为“一带一路”。“一带一路”战略提出后得到沿线各国的积极响应。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政府工作报告也将“一带一路”作为当前国家的核心战略和重点工作不断推进。2015年3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明确了“一带一路”战略的原则、思路、重点内容和合作机制。以新疆、福建等为代表的中国各省市也积极响应和对接“一带一路”构想，陆续出台相关规划和政策。 目前国内对“一带一路”的研究刚刚展开。已有研究主要关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从国际视角讨论“一带一路”的内涵、策略和风险。如不少学者从国际关系角度评估了中国与“一带一路”战略沿线国家的合作基础和风险[2]，指出了影响“一带一路”战略的大国因素[3，4]；一部分学者从经济关系角度分析“一带一路”战略中贸易合作的现状与前景[5]、投资合作模式[6]、物流制度协同[7]及产业转移模式等问题[8]；还有学者试图厘清“一带一路”的战略内涵，比较“一带一路”战略与“马歇尔计划”的异同[9]，并提出了获得沿线国家民众认同的策略[10]。二是从国内视角出发探讨地方对“一带一路”战略的响应。如一些学者分析了“一带一路”战略对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格局的影响[11]；很多学者还探讨了沿线具体地区参与、融入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总体思路、战略定位和具体策略[12～15]。 尽管“一带一路”战略涉及复杂的地缘政治关系和空间重组过程，地理学对此的分析和讨论仍然比较少。比较相关的是李同升和陈宗兴关于新亚欧大陆桥经济带规划的研究[16]。然而，该研究时间较早，已脱离当前的时代背景。在本文修改期间，刘卫东在《地理科学进展》2015年第5期组织编辑了“一带一路”专辑[17]；杜德斌等分析了“一带一路”战略的地缘政治问题[18]。不过，已有研究主要是关于“一带一路”沿线空间格局的实证研究或政策研究，理论性研究相对较少。而理论性研究能够加深对“一带一路”内涵及相关问题的认识，更好地指导具体政策的制定。另外，尽管刘卫东和杜德斌等都指出“一带一路”是一个多尺度战略，需要综合考虑国际力量与地方过程的耦合关系，但是已有研究仍然很少分析“一带一路”战略中多尺度的互动。为此，本文拟基于地理学的尺度概念，从尺度重构和尺度政治的角度分析“一带一路”战略的内涵、逻辑和风险。 1 地理学中的“尺度”概念与理论 尺度是人文地理学的核心概念之一[19～21]。经济地理、政治地理和城市地理都对尺度概念进行过深入的研究。总体上，尺度一般被通俗地界定为对现实世界的维度划分(如大小、范围和等级等)。它既可以是衡量地理景观分异的层级，也可以作为特定社会活动的平台[22]。不过，尺度并非给定的框架，而是被社会建构的概念。一方面，尺度的内涵被各种社会关系和过程所建构；另一方面，尺度本身也不断重塑资本过程和权力关系。因此，人文地理学往往将尺度放在一个动态的社会语境下研究。其中，最核心的2个概念是尺度重构(Rescaling)和尺度政治(Politics of Scale或Scalar Politics)。 1.1 尺度重构与尺度政治的理论研究 尺度重构与尺度政治主要指尺度本身被资本、社会和权力关系所重塑和运用的现象与过程。不过，这2个概念的使用背景有所不同[20，22]。尺度重构通常用在全球化过程中的地域重组语境中。在资本全球化和“时空压缩”影响下，“流空间”(Space of Flows)正在取代“地方空间”(Space of Places)，国家权力和国界的影响日渐减弱。为此，很多全球化研究学者提出了去地域化理论。不过，以尼尔·布伦纳(Neil Brenner)为代表的学者认为，国家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将权力“再地域化”到了其他空间尺度[23]。一方面，国家通过对主要城市区域的投资和营销建构全球资本流动节点(全球城市)，将全球资本吸引并固定在特定城市区域内。另一方面，国家通过放权到欧盟、世界银行等超国家机构增强区域整体的话语权和竞争力，推动新一轮的资本积累。因此，全球化实际上是一种尺度重构的过程，通过“新国家空间”(New State Space)[24]促进了区域和城市治理的演化。 尺度政治往往用于政治博弈与权力斗争的背景。尺度作为特定社会活动的平台，既对主体有限定作用，也被不同主体所使用和重构。一个典型的例子是选举的尺度跳跃模型[25]。假设某国内存在2个有政见分歧的群体——一个人数上占优，可称之为多数派；另一个人数较少，可称之为少数派，不过少数派集中分布在国内的某个区域。在这种情况下，若通过在国内选举的方式进行政治表决，多数派会取胜；而如果在少数派集中的区域内投票，则少数派会取胜。在这种情况下，尺度本身决定了政治斗争的结果。为了表达各自的政治诉求，双方会争夺对自身有利的选举尺度。一旦少数派选举失败，他们可能会通过诉诸联合国或联络国外势力将国内事件上升为国际事件，以超越原有的尺度结构(尺度跳跃)。除了对选举边界的争夺，尺度重构还可能采取增强移动性[26]或操纵表达的方式实现[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