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在两个领域聚焦程度较高，其影响超出历史学界，成为年度学术热点：一，为纪念《新青年》创刊暨新文化运动发起100周年，多家刊物开辟专栏，发表了大量学术论文；二，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抗战史研究学术活动众多。在其他研究领域，也各有拓展和深化，呈现稳步发展的良好态势。 一、史学理论和方法 近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以实证研究为主调，“关注理论”的呼吁虽时有所闻，总体观察，对史学理论的探讨似难以形成合力。这一情况在2015年度有所改观，主要表现为对唯物史观的阐发和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批判。而随着大数据时代的来临，计算机技术对史学研究的影响引起学者关注，量化研究续有探索；新革命史、口述史等方面也出现了理论化的努力。 肯定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及其对历史研究的作用，在历史学者中具有高度共识，但如何全面准确地理解和运用唯物史观，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分歧，引起诸多学者的关注。参与讨论的学者普遍认为，应回到马克思，研读原典，全面准确地理解唯物史观，切实回应时代和现实的挑战。 瞿林东认为，应从三个方面着手坚持和发展唯物史观。第一，进一步营造研读马克思主义原著的理论氛围；第二，运用唯物史观进一步总结、阐释中国史学的理论；第三，在唯物史观指导下，从中国历史和中国史学的实际出发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获得新的结论。①庞卓恒提出，许多原来相信唯物史观真理的人现在之所以不相信了，主要原因在于我们讲的唯物史观理论存在着不彻底而不能服人的缺陷。②吴英认为，对唯物史观的传统解释体系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为适应特定的历史需要而形成的，在某些方面存在不准确、偏颇和简单化的理解。回到马克思，准确解读原著，对唯物史观重新做出解释，并依此对重大历史和现实问题做出解析，已成为一项非常紧迫的任务，也是恢复唯物史观活力及影响力的关键所在。③张越则更为强调发展唯物史观必须有开放的学术气度。面对各种新的历史理论、方法，唯物史观应当积极吸收其合理成分和优秀成果，在兼容并蓄中体现自身的优势，而不是置身于世界史学潮流之外。④ 唯物史观决非学术研究的装饰，其生命力体现于具体的研究实践中。借纪念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刘大年先生诞辰100周年之机，《近代史研究》集中发表了8篇文章，围绕刘大年的学术著作、学术思想及学术活动展开评述，展现史学大家在中国近代史学科宏观建构和史学问题具体研究中运用唯物史观之精妙。⑤ 历史虚无主义是对唯物史观的反动。2015年度，有多位学者撰文，对历史虚无主义进行分析和批判。卜宪群指出，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不仅在史学领域弥漫，向文学、影视、网络传媒流传，而且打着反历史虚无主义的旗号，以“理论化”“学术化”的新姿态出现，从虚无中华传统文化、虚无近现代以来中国历史发展道路的历史观，直接走向虚无马克思主义、虚无20世纪以来的社会主义道路、虚无当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历史观。⑥于沛认为，当今历史虚无主义在我国政治思想领域和学界泛起，虽有诸多表现形式，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都建立在历史唯心主义的理论基础上。而正是在这个立场上，历史虚无主义和后现代思潮的历史观有了共同语言。⑦郑师渠强调，人们尽可以对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多面相见智见仁，却不应否定国人坚持反帝反封建的伟大斗争构成了中国近代历史发展主线这一基本的历史认知。现在有人固执地否定国共斗争最终的胜负具有历史的必然性，而将问题归结为所谓中共“不光彩”的“权诈”，这是一种不愿直面历史的自欺欺人。⑧武力认为，近年来历史虚无主义的蔓延，与大量非历史专业者进入历史写作有关。历史研究应有大视野、是非观，不能以个人好恶来评价历史。⑨ 学界通常将“革命”范式与“现代化”范式作为20世纪中国近代史的两个相互竞争、轮流主导的叙事范式。徐秀丽对中国近代史领域的“范式”之争进行回溯，指出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国家目标的调整影响了史学研究范式的变化。源于自然科学史研究的“范式”概念，与“新时期”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产生了微妙的契合，但也在引入伊始即出现了有意无意的偏差。旷日持久的“范式”之争，就其学术方面而言，最终达成了具有建设性的共识：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不同范式，应当“扩散”“并存”“互济”，而不是“取代”“排斥”“包括”，这一共识对学术研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⑩赵庆云认为，用“革命”叙事和“现代化”叙事的平行发展和对峙来梳理20世纪的中国近代史书写，可能过于强化两者之间的差异，并遮蔽“革命”叙事内部的分歧和紧张，因而有必要注意“革命”叙事中“民族”与“阶级”这两个维度的消长。正因为近年来在“革命”名词下实质内容的置换或重心的转移，才使得“革命”与“现代化”两种叙事有“并存互济”的可能。(11) 计算机技术飞速发展，为历史学家提供了便捷、高效、准确的史料搜索和加工整理工具，日益成为治史利器。李中清等学者高度评价利用数据库进行历史研究的价值，认为量化数据库推动的是“求是型学术”，即通过统计分析从大规模系统数据中挖掘新事实、产生新认识。这种新的研究范式不仅有助于历史学科自身发展，更能够促进跨学科、跨国界的学术交流与融合，并为全面深入认识中国社会历史特征、平衡东西方学术发展做出贡献。(12)周祥森认为，在电子文明时代，历史学家从过去热衷于研究时间性的线序“过程”转向考察空间性的块面“场所”，电子传媒技术推动下的当代史学形态出现“空间转向”。(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