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7.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402(2016)07-0143-07 1908年11月14、15日，光绪皇帝、慈禧太后相继崩逝。远在东京的中国留日学生朱增澹等5人印制檄文(传单)，向国内各地寄送。该檄文攻击袁世凯弑君谋逆，影射攻击醇亲王载沣谋子即位、暗做手脚，号召国人兴兵入京、杀袁世凯为光绪皇帝报仇。该檄文引起清廷内部极度恐慌，为此采取了一系列紧急防范措施。笔者曾撰文对此檄文事件的来龙去脉做了详细探讨。① 流亡日本的梁启超没有想到，自己被平白无故地牵涉到檄文事件之中。梁启超被日本警察当局作为檄文事件的嫌疑人进行了秘密调查。梁启超在日本收到上海同党发来的檄文一件。该檄文冒用梁启超名义进行传播，其内容除激烈攻击袁世凯外，还对载沣颇有微词。梁启超不得不做出强烈的反应。 一、日本警察当局对梁启超的秘密调查 1908年11月中旬，光绪、慈禧两宫先后崩逝，身在日本东京的中国留学生朱增澹、沈家康、章梓、张鹏和顾宝湖5人得知消息后，迅速印制了两份檄文，立即向国内各地寄送。这两份檄文对两宫崩逝前后的清廷朝局妄加猜测，宣称袁世凯谋杀了光绪皇帝并可能杀掉继位的皇帝，号召国人兴兵入京杀掉袁世凯为光绪报仇。该檄文还含沙射影地指责载沣为谋其子继承帝位大肆活动。驻南京的两江总督端方于1908年11月26日即收到了该檄文。次日，日本驻南京领事井原真澄也收到了同样的檄文。28日，端方拜访井原，认为檄文来自日本，请求日本政府采取措施，对檄文制造者严密监视并将其驱逐出日本。井原向日本外务省报告了檄文内容和端方的请求。②不久，在北京的日本驻华公使伊集院也收到了同样内容的檄文，并向外务省作了报告。③收到井原领事和伊集院公使的报告后，外务省转请内务省饬令东京警视厅对檄文事件展开调查。 朱增澹等人的檄文之一落款为“东京宪政分会会员公檄”。宪政公会为杨度1907年在东京创立，1908年宪政公会总部迁往北京，东京成立了宪政分会。东京警视厅起初曾将东京宪政分会作为重点嫌疑对象进行调查。但该会会员否认向国内发送檄文，并对冒用其名义者表示愤慨。东京警视厅认为宪政公会拥护袁世凯，不应当发送攻击袁世凯的檄文。东京警视厅转而对以推翻清政府为己任的革命党人进行了调查，也没有发现他们有可疑行动。接着，东京警视厅又将梁启超等人列为重点嫌疑对象进行调查。1908年12月3日，东京警视厅的一份调查报告认为，广东人、明治大学学生冯霈(原名冯林若)、卢柱生、赵灼及正则英语学校学生陈宗孟、崔哲文5人“均为梁启超之属下，常与梁有书信往来。此外，据密查确认，在井原领事致外务大臣电报中所报之向南京地区官方、公私立学校寄发申讨袁世凯檄文，即要以袁之首级敬慰皇灵者，均乃以上这帮学生”。④1908年12月11日，东京警视厅的内部报告认为： 政闻社，则是因袁世凯一派之命令被解散。在保皇党所崇拜之光绪皇帝驾崩后，政闻社几乎完全失去了后台之支持。结果该党为想要中伤宪政公会，便利用其名义，散布排斥袁之檄文。因此，可以毫无疑义地说，檄文发送者实乃保皇党政闻社一派人等。据说此前其领袖梁启超曾乘两宫驾崩之凶变，归罪于袁，向清国各地总督发去声讨袁之电报。其后又以自己本人名义向北京方面发去数封电报。另据说梁之胞弟、在美国留学之梁启勋，日下已遵其兄之旨意抵日，往来于东京、横滨，以及其兄所居之兵库县须磨村之间，为保皇党进行各种活动。上述檄文即是在其指挥下炮制出来的。⑤ 不久，日本东京警视厅对早稻田大学学生李榜忠进行了监视，其1908年12月17日的内部调查报告认为，“李耀忠与梁启超关系甚密”，是“檄文发送嫌疑人”。⑥1909年2月1日，东京警视厅的内部报告中，最终确定朱增澹等5人是檄文的制造者。至此，梁启超的嫌疑被彻底排除。 尽管梁启超确实不是檄文事件的制造者，但日本警察对梁启超的调查并非完全无的放矢。朱增澹的檄文主要攻击对象是袁世凯，而梁启超与袁世凯此时势同水火，并且有过攻击袁世凯之举动。诚如上述1908年12月11日东京警视厅内部报告所言，1908年8月清政府解散政闻社一事大大激化了梁启超与袁世凯矛盾。自从1906年清廷宣布预备立宪以来，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一直试图在君主立宪体制下，通过政党合法活动取得清朝政府的部分政权。1907年清廷内部发生丁未政潮，奕劻、袁世凯以岑春煊与康有为、梁启超有涉为词，不仅整垮了岑春煊一派，同时加大了对康梁党人的打击力度。在康梁看来，只有去掉袁世凯，他们才有希望重返朝廷掌握政权。为此，康梁采取联络满族权贵等多种策略进行倒袁活动，但迟迟未见成效。袁世凯促使清廷解散政闻社，更使康梁失去了进身之阶，加深了康梁对袁世凯的仇恨。康有为得知慈禧、光绪相继崩逝的消息后，他的第一反应是袁世凯谋杀了光绪。他立即写出《光绪帝上宾请讨贼哀启》《讨袁檄文》等文件，向党内发出讨袁动员令。在《光绪帝上宾请讨贼哀启》中，康有为声称“大行皇帝之丧，实由贼臣袁世凯买医毒弑所致”，而袁世凯毒死光绪动机在于，“西后老病渐危，袁世凯惧皇上一旦复权，已将不利”。他号召各埠党人“签名上书监国公，请杀贼以报先帝之仇而谢天下”。⑦在《讨袁檄文》中康有为再次声称光绪帝为袁世凯毒杀，指袁世凯“司马昭之心，行路皆知之”，号召党人“结团上书，声罪讨贼”。⑧光绪死后四天，即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五日(1908年11月18日)，梁启超以康有为和他自己的名义致电各省督抚称：“两宫祸变，袁为罪魁，乞诛贼臣，伸公愤。”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