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清光緒二十四年)10月，梁啟超(1873-1929)因戊戌政變而亡命日本。在這之前的1895年(清光緒二十一年)11月，廣州起義失敗後的孫文(1866-1925)曾在日本神戶、橫濱落腳，但在日本開始亡命生涯卻是1897年(清光緒二十三年)8月以後。兩人雖然在政治亡命這一點上相同，但在日本的境遇卻宛如天壤之別。 1898年9月21日政變當天，梁啟超曾到訪日本駐華公使館，但衹是與林權助(1860-1939)代理公使見了一面便回去了。晚上，林權助與當時身在公使館的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1841-1909)商量之後定下方針，於次日把梁啟超當作亡命者藏匿起來。日方認為，北京未必安全，遂於24日將其轉移到日本駐天津領事館；26日，又將其轉移到停泊在天津港的日本軍艦“大島號”上。這樣一來，梁啟超便完全處於日本政府的保護/管理之下了。 在“大島”艦上，梁啟超獲悉西太后(慈禧太后，1835-1908)在尋找為皇帝治病的名醫，他認為這是繼政變之後要廢黜皇帝的陰謀，便於9月27日致信身在北京的伊藤博文，請求其營救皇帝。①信的主旨是：沒有了聖明的皇帝，大清與日本將無寧日；廢黜陰謀成功，將變成親俄的西太后專權的局面。這封信的確被送到了伊藤的手上，但沒有取得任何效果。不過，梁啟超的構想力值得關注，他把營救皇帝的運動提到了圍繞清朝的國際形勢這一高度上。 一 梁啟超對日本政界上層人物的活動 1898年10月11日，“大島”艦從天津的塘沽出發；16日，到達日本廣島地區的宮島。梁啟超在那裏下船之後，於21日夜間到達東京。②政變過後的這一個月時間，為梁啟超認真思考激變境遇提供了絕好的時機。梁啟超與僕人張順以及政變發生兩天后逃到日本公使館的王照(1859-1933)在一起(由於王照日後並沒有與梁走同一條路，所以，除非必要，本文將不再提及此人)。 梁啟超在東京的生活進展順利。之前一年，孫文的在留資格要靠犬養毅(1855-1932)以平山周(1870-1940)的教師名義費盡周折方纔獲得，而梁啟超的情況與之不同，衹要有政府方面的認可就可以了。12月10日(農曆十月廿七日)，梁啟超在給夫人的書信中寫道，這段時間的生活費仰仗“日本國家”的供給；不久以後，還會有雜誌(《清議報》)發行的收入。③ 在到達東京站的夜裏，一行人住在站前的三橋旅館。第二天(22日)，搬到牛入區(今新宿區)市谷加賀町柏原文太郎(1869-1936)家中。④但是，因為地方太小，隨後又搬到同一區早稻田鶴巻町40番地高橋琢也名下的房中。當天，與梁會面的有徐勤、林北泉、羅孝高、鄭晟禮、畢永年。徐勤是康有為派出的橫濱大同學校的負責人；林北泉是橫濱有實力的華僑；羅孝高是康有為的弟子，在日本留學；鄭晟禮的情況目前還不清楚；畢永年是政變發生後來到日本的同志。大家都是維新派同人。 其中特別值得關注的是安全對策。梁啟超與王照以生病為由並不外出，據說除中西正樹、大內暢三、犬養毅、高田早苗、鳩山和夫、高橋橘三郎、吉田俊男、西鄉吉義、小林某、平山某以外，拒絕與其他人會面。中西正樹是貴族院議長近衛篤麿(1863-1904)的部下，也是負責梁啟超等人來東京及安排住宿的人。大內暢三是東京專門學校的畢業生，在近衛手下與白岩龍平(1870-1942)等人為了同文會的成立鞠躬盡瘁。雖然犬養毅不需再多做介紹，但值得說明的是，他因為幫助孫文取得了在留資格，所以在大陸浪人中是一個掌舵者的形象。高田畢業於東京大學，立憲改進党成立以來在大隈重信(1838-1922)的手下表現活躍，當時任文部省參事官等。鳩山雖然也畢業於東京大學，但他同時也是東京專門學校的校長，在政治上屬於立憲改進黨，在大隈內閣中還擔任外務次官。 平山某即平山周。高橋、吉田、西鄉、小林這幾個人情況不詳，但在政治上都屬立憲改進黨一派，可以推測在對華關係上較接近同文會。另外，提供自家住房的柏原文太郎畢業於東京專門學校，與近衛篤麿和犬養毅關係緊密，是梁啟超身邊最支持他的日本人。總之，上述這些人，大部分都成為1898年11月2日創立的東亞同文會的成員，各自活躍。 日方對安全的注意是因為害怕西太后的刺客。四年多以前(1894年3月28日)，在上海發生的金玉均(亡命日本的朝鮮人，1851-1894)暗殺事件讓相關人士得到了重要的教訓。一般來說，在日本外國人的安全由警察負責。雖然日本的警察也有相應的覺悟和準備，但這些情報來自警察密探的調查報告，所以中西正樹等人的防衛方法與警察的方法又有所不同。也就是說，梁啟超等人得到了雙重保護。而且，被允許會面的人士都是警察眼中距離危險人物較遠的人。警察在保衛國家中的面目栩栩如生，應該說即便是政府相關人士，對於非藩閥的“民黨”方面，日本的警察也一直在搜集情報。 在東京安頓下來的梁啟超最早開始的依然是營救皇帝運動。作為一個在政變中倖免而亡命成功的維新派人士來說，這是理所當然的事情。抵達東京五天以後(10月26日)，梁啟超在給大隈重信外相(首相兼任)的信中如是開頭： 敝國此次政變，其原因有四端：一曰帝與后之爭，二曰新與舊之爭，三曰滿與漢之爭，四曰英與露(俄)之爭。然要而論之，實則祇有兩派而已。蓋我皇上之主義在開新，用漢人聯日英以圖自立；西后之主義在守舊，用滿人聯露西以求保護。故綜此四端，實為帝、后兩派而已。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