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6.04.008 清季学界华洋新旧杂糅，各家观念歧异，竞相争锋。光宣之际新学渐有一统之势，然而中国科学方兴，学理尚极浅显，趋新者以鼓吹新知、构建科学为己任。乘势而起的中国地学会，以构建能与世界争先并进的科学地理为号召，几乎将新学地理名家尽数囊括，成为新学地理的旗帜、专门社团的代表。其构建科学地理的努力，是清季少见的有组织有系统的建设新知识的行动，对中国地理、学术的发展与流变有重大影响。 既往学界对中国地学会构建科学地理已有所关注，但受派系眼光及研究观念的限制，认识相去甚远①。且大都关注中国地学会引入科学新知的一面，对其深受传统观念与行事影响，追求专门、古雅的另一面取向，以及为挽国难致富强，以学术研究参与时事时政，少有注意，难以全面深入地理解中国地学会在华洋新旧学理、学术理想与政治现实之间的纠结与挣扎。本文尽可能地搜集史料，将其置入近代中国华洋新旧杂糅的历史现场，全面考察中国地学会构建科学地理的事实，尽力理解前人意图，体会前人创业的艰辛。 一、调查为基 清季学界华洋新旧争锋，如何取舍至为关键。趋新者认为中学不足以应变局，倡言“因为是旧学问不好，要想造成那一种新学问；因为是旧智识不好，要想造成那一种新智识”②。日俄战后，时人深感日本对中国持侵略主义，忧虑新学步趋日本，称“故人而无精神上之独立，则人将非人；国而无学问上之独立，则国将不国”，若早得教育、学问的独立，“日本人虽有野心，奈何我国人”③。光宣之际，以“留学东西毕业专门者，及毕业本国高等以上学堂者”④为主体的专门学者群体形成，科学学会蜂起，构建新知识的条件初步具备。 新学地理学者组建的中国地学会，认为人类聚族求存，而天演剧烈，“势不能各守封疆无相侵夺”，故疆域随民族的盛衰而盈缩，“然溯厥由来，亦惟地理上之知识优劣不齐”。近世以来中国外交失败，边事日亟，“虽欲划疆自守，聊固吾圉，而犹不可得”。今日地理虽为学校重要学科，学者兢兢业业，“披舆图、考疆索、分经析纬”，但相比西人调查水陆要地“以资生利用者”⑤尤不足言，以致出现“近世地理诸书大抵译自外国，凡外人之所述者，则复冗无节；外人所未述者，则漏略弗详”⑥的尴尬局面，亟需调查兴学，以竞争求存。 其时，在国人的认知中不仅地理，“西人各种事业皆以调查为起点”，甚至“俱有一种调查之学问”，“至于各种专门学会及一切企业会社，尤以调查为专务焉”⑦，因此朝野各方热议调查。中国调查方兴，只能通过外人调查了解自国，国人痛言：“鄙人有心于蒙古久矣，寄居异国，不能身入该地，从事调查，而又鲜国书参考，苦极苦极。不得已功课之暇，访问游蒙诸日友，及涉览外人之著作。”⑧而外人在华调查，限于中国地大，又有种族、语言、时间、交通诸多不便，范围有限。来华调查的外人抱怨：“盖外人旅行于中国内地，甚为困难。所可调查者，仅沿官道一线，及其附近之地而已。”且调查者又非必为专家，“其所报告大抵据土人传说”⑨。欲以此为基础构建科学地理显然不够。中国地学会认为中国面积广阔、地理环境复杂，调查全国仅靠个人力有不逮，政府又不作为，惟有合群分测，因此定调查为会员的义务。为推行调查，会所暂时设在天津，日后拟在京师设干会，各省设分会，由此推及各府州县，以方便调查。 中国地学会重视调查，学术外兴学战保利权亦是重要考量。海通以来西人屡屡来华调查，“北自天山，西北至卫藏，东南际海，中国官吏，或有未至，欧人之车辙马迹，已无不交错于道”⑩。光宣之际，国势愈衰，外人来华调查几无忌惮。1909年6月21日，舆论报道入藏外人“无一而非野心家也”(11)，西藏不亡何待；6月23日，又谓日本政府数年来派法政学生赴中国调查，福建两广云贵皆已完成，“以视我特设之调查局其呈功为奚若也”(12)。外人屡屡入华调查，国人则因地理不明，内政不修，外交失利，趋新国人呼吁“非正疆域无以策治理之方，非勘边界无以戢侵越之渐，非悉险要无以筹攻守之法；(13)。随着地方人办地方事的地方自治主义兴起，各地纷纷设立调查会，调查本地各项事业，助力官绅办事。缘此中国地学会定调查兴学、资益内政外交为主要事业。 西人认为，地理学成为独立学科的条件之一是拥有专门报刊。甲午战后国人兴学会办报刊，倡议维新与新学，但多政论少专门。1910年前后，舆论认为专门报刊与学术关系甚大，“盖实业专门之学日盛，则其报日多，报日多则实业专门之学愈盛”(14)。中国地学会在发起时，即将编辑杂志列入章程。正式建立后，选举有编辑部长、编辑员。1909年10月3日，其自承应办事项甚多，暂时因经费支绌未能全部筹办，先按期出版杂志作为交通联络的机关，编辑由会员尽义务，印刷费则由张相文垫付，又预定下次会议筹议“发行杂志办法”，审定“调查册式样及条目”(15)。 1910年3月1日，中国地学会正式出版会刊《地学杂志》，作为学会内外发表研究、交流学术以及推行全国调查的交通联络机关。《地学杂志叙例》写道：外人游历我国，辄就调查编著图说，“阳以饷其友群，或转而溉其馀沥于我国”，国人游域外，对彼邦“则耳熟焉而未能详也”。域外且不论，国内“间有之亦略而弗瞻，否则十年数十年以上之陈述无当于目前事实，否则日记月报一见再见而弗能为继，否则偏隅撮壤传闻异辞而未窥乎全局，皆非所以观变迁审形势也”。人类合群居住“竞争应事而生”，为唤醒国人特办刊，“拟以见闻所得，汇录杂志。其体裁则略依史例，变易其规，经以中夏，纬以列邦”，内容注重民生、物产、疆域沿革，“国际为尚，教材次焉”(16)。其后，中国地学会发布启事，谓政学军商各界君子有调查所得、见闻所及，请予赐稿，“以期互相研究交换知识”(17)。 《地学杂志》出版后各界对其甚有期望，舆论称世界进化需要专门人才愈多，“假令承学之子咸知自奋，则专科杂志之出也，适足以投其所好而已”。中国地学会诸君共同努力，“至吾国地学之发达，吾亦将于是杂志之风行卜之矣”(18)。会员马登瀛、贾树模希望其能一扫中国地理学界的弊病，声称地理为施治基础，“且非知其最近情形不能应用。而吾国地理学图书或取材古籍，或则恃外国之本，实不免明日黄花及以讹传讹之弊。自有此会会员各尽调查之义务，有《地学杂志》以报告全国，从前之弊可一扫而空矣”(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