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5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05X(2016)04-0076-06 近代中国为中西文化冲突交融异常激烈的时代。随着西方大学体制的引入与建立，国学在近代中国的学习与传承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为引导青年学子学习国学，近代中国大学中的国学大师常以开列国学书目的方式为后学指点国学学习的路径，其中较有名者有吴汝纶、梁启超、胡适等人。吴汝纶曾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可谓是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的奠基者之一，胡适、梁启超更是中国近代大学教育中领军人物，这些饱学之士在近代中国高等教育起步阶段关于国学学习与传承的思考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目前学术界对近代中国学人有关国学书目的拟订及论争已多有研究，但多集中在有关“国学书目”的论争过程及其文化影响上①，少有学者从近代中国大学国学教育的视角对此问题展开考察。由于吴、梁、胡三家书目的拟订均以大学阶段的学生为对象，故本文在对此三家所拟国学书目本身展开具体考察的同时，还力图展现他们在为大学阶段的学生拟定国学书目时对国学范围的界定、书目筛选分类方法的选择、书目深浅程度的划分等具体问题上的不同思考。他们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与解决方法即使在今天看来也具有相当的实用性与可操作性，对于当今中国大学的国学教育仍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中国近代意义上的大学当始自京师大学堂的成立。从京师大学堂创办的那一天起，如何在近代大学中展开“国学”教学就成为筹办者必须思考与解决的问题。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吴汝纶曾开列《学堂书目》，对如何在大学堂开展中西学教学做出了初步的思考与探索。 吴汝纶于1902年间曾赴日本进行了为期四个月的学制考察，他开列的《学堂书目》就写成于赴日本考察学制期间。这份书目详细列举了从小学堂、中学堂到大学堂各阶段应学的中西学书目，可谓是一份“会通”中西学的具体方案。在开设学堂书目时将中、西学书籍并举正是近代中国中西文化冲突、交融的真实反映。其实，不管近代中国学人关于中西文化的冲突、交融持有何种观点，落实到教育层面的一个具体问题就是在小学、中学、大学各个教育阶段，中、西学课程各应设立那些具体科目。具体到学生的学习书目上就是在各个教育阶段中、西学书籍的选择与安排。这种选择与安排其实就是一个加减法的问题，在有限的学制时间内，中、西学书目不可能无限制开列。中学书目多(少)一点，则西学书目必然少(多)一点。这个多与少的问题看似简单，但仔细推敲，则事涉中西文化的具体交融，还关系到国学乃至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等诸多问题，在具体层面的安排与落实更不是一件易事。吴汝纶在这个问题上就颇费踌躇。 在日本考察学制期间，吴汝纶曾就如何安排中西学的兼习取舍问题多方咨询日本学界相关人士。他在会见长尾槙太郎时，开门见山地提出：“此来欲取法贵国，设立西学。其课程过多，若益以汉文，则幼童无此脑力，若暂去汉文，则吾国国学，岂可废弃？兼习不能，偏弃不可，束手无策，公何以救之？”②在与日本学者大槻如的交流中，他提出的问题更为具体：“教育之法，全用欧学，似尽弃汉文，亦未免过甚。敝国今开办学堂，不能全废本国旧学，但欧洲科学已多，再加本国旧学，学童无此脑力。若删减汉字，即与贵国无异，将来能汉文者亦少。若删减西学，若何删法？又汉学读书，必须倍诵，缘经史文理过深，不如是不能成诵，殊无益处。若倍诵温习，不能与西学同时并讲，且恐欲求两全，转致两失，如何而可？”③ 在上述吴汝纶与日本学者对话的两段文字中，“国学”“本国旧学”“汉学”基本是三个并列的同义概念，与之相对的则是“西学”“欧学”。从吴汝纶的提问，可以看出他思考的问题主要有两点：一是在欧学大举传入的情况下，“本国旧学”即“国学”是否需要继续学习？对这个问题的思考，本身就显示出国学在近代中国的尴尬处境。当然，吴汝纶对此问题作了肯定的回答。国学是中国所以为中国的重要文化支柱，“岂可废弃？”作为桐城派古文大师的吴汝纶显然清楚国学之于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性。二是如果不弃“本国旧学”，又如何处理“欧洲科学”与“本国旧学”之间的关系及比例？学生的“脑力”有限，时间有限，中西学课程及相应书目的设置、开列就必须务实可行。吴汝纶在日本考察期间拟出的《学堂书目》就是对上述问题思考的一个答案。 按吴汝纶在《学堂书目》中对学生学习阶段的划分，小学堂为“七八岁入”，中学堂为“十二三岁入”，大学堂为“十六七岁入”，这种划分大致与现代学制中的小学、中学、大学三阶段相对应。《学堂书目》中开设的书目包含国学与西学两大类，由于本文主题所限，此处所论仅涉及该书目所列大学阶段的国学书目，包含经、史、文、诗四个部分，具体为： 经部包含“《诗》《书》《易》《周礼》《仪礼》(资性钝者，去《仪礼》；更钝，去《周易》；更钝，去《周礼》)”。 史部包含“《史记》《汉书》(资性钝者，选读各数十篇或十余篇)、《通鉴》(资性钝者，阅《通鉴辑览》，讲授胡文忠公所辑《读史兵略》)、《大清通礼》、简本《会典》、蒋氏《东华录》《圣武记》《湘军志》《淮军平捻记》《先正事略》《中兴将帅传》(朱仲武撰)、《海国图志》《通商约章类纂》、正续《瀛寰志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