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季划一度量衡的酝酿与尝试

作 者:

作者简介:
郑成林,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北 武汉 430079;史慧佳,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博士生,湖北 武汉 430079

原文出处:
学术研究

内容提要:

庚子事变后,清政府着手统一度量衡,以加强统治、巩固政权和推进市场交易。在引介和比较西方主要国家度量衡制度的基础上,清政府决定仿效日本以法国迈当制为蓝本的改制模式。在这种理念的指导下,各地度量衡划一工作渐次展开。各省在推行新制时尽可能地根据本地情势进行了调整,但困于经费不足、专门人才缺失,加之传统行政模式和商业习惯的制约,收效甚微。度量衡的改制,一定程度上凸显了清末新政进程中传统与现代、中央与地方、政府与市场等多种因素的纠结与影响,以及中国近代制度变革和社会转型的曲折与艰辛。


期刊代号:K3
分类名称:中国近代史
复印期号:2016 年 10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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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6)05-0125-10

      度量衡是计量物体长短、容积、轻重的统称,与民众日常生活、政府财政收支和国家稳定统一等密切相关。因此,秦汉以降,统一度量衡即是政府改制的重要内容。19世纪末,随着商业繁荣及区域性市场的形成,牙行、行会及海关等在少数行业和局部地区实现了度量衡的统一,[1]但度量衡全国性杂乱无章的局面没有根本改观。[2]20世纪初,清政府实施新政,度量衡划一作为加强财政集权、统一币制和拓展市场的重要举措,[3]被提上改革议程。对这一关于国计民生的改制,已有研究仅是在清末新政改革或探讨中国度量衡演进时才略有提及,①鲜有系统和深入的探讨。鉴于此,本文拟着重梳理清末新政时期度量衡改制的过程,考察清政府如何重新配置职能,融合中西度量衡知识与制度,进而透视这场渐进式改革进程中政府与市场、中央与地方、传统与现代等因素之间的复杂关系。

      一、新式度量衡知识的引介

      洋务运动时期,部分士绅和官员逐渐认识到中国传统度量衡制度的缺陷,指出无论是“黄钟说”还是“秬黍说”均不科学,所选标准物既不稳定又不精确,不仅难与西方度量衡相对接,也不利于经济往来和政权稳定。因此,他们积极引介英、法、日等国家的度量衡制度,并呼吁政府进行改制。

      1879年,出使英法的曾纪泽指出:“法国律度量衡之法,为天下第一”,并对该制选取的标准物,度、量、衡各自单位及单位间进制予以简要介绍。[4]同样有出使英法经历的郭嵩焘,在其日记中亦有相似记载。[5]可见,早期驻外官员已产生中国应顺应全球度量衡趋势的意识。戊戌维新前后,大冶黄石港的东郭生向格致新报馆询问泰西度量权衡的详细内容,格致新报馆以“与中华通商之国,以英为最,而英之度量权衡,名目繁多”,只因限于报纸篇幅,仅将英尺单位数目及层级关系予以简要介绍。[6]同时,部分官员和士绅还较为关注这些国家度量衡制度的发展动态,“英国欲将本国之尺不用,而用法国之尺”,[7]“英议院三次宣读变通度量权衡章程,略谓各国通用迈当计算,英国亦宜兼用此法,议员均以为然。”[8]从英国变更度量衡制的消息中,他们注意到世界上更具权威性的度量衡制度——法国迈当法,②并对该制度沿革,度量衡单位及进制、度量衡原器、度量衡器具检查方式、处罚方式等行政管理系统进行了详细阐述。[9]在梳理德、英、美度量衡制实施状况的过程中,他们发现这些国家先后加入迈当同盟,③重新修订本国度量衡制度,[10]因此认为迈当法是各国度量衡制度演进的趋势。

      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对度量衡标准物有了新的认识,指出标准物的变革主要分为三级,“(甲)以一定普通之天然物为标准,(乙)以政府所定为标准,(丙)取天然之度数为比例,数学之原则为基础,而定为标准之元器,且永远保存,易世不更者”。[11]而观当时各国所用度量衡标准,皆属于丙种,即“准地球之子午线,制一米之白金长条二支,又取一粉立方纯水之重量,造白金砝码,为瓩之砝码。其他大数小数,全用以十进位之法”。[12]取地球经线的一部分做标准,单位之间换算采用十进位制,且由专业学术人员讨论制订,可以保证度量衡标准的稳定性和科学性。

      在关注学习迈当制的同时,晚清官员和士绅还关注日本度量衡制度的演变,大量翻译日本度量衡的法规及相关制度。[13]1893年,日本参照迈当法对本国度量衡法进行修订,采择迈当法中度量衡原器、器具制造等方面规定,制定迈当法与日本度量衡各单位间的折算值,并依据本国国情,以尺、升、贯为度、量、衡基本单位,保留传统度量衡名称、部分单位换算值,④以及一些本国特色器具,⑤较好地融合了本国使用度量衡的习惯与世界度量衡制的发展趋势。1903年,周学熙赴日本考察工商业时,特别注意到兵库县署门外的检查度量衡所,“凡民间所造,非经检验钤准,不得行用。日本通国各府县皆设此所,其原器由农商务省颁发,仍不时调查之”,[14]对该国度量衡的改制及推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日本将本国国情与外来制度相结合的成功经验,获得晚清官员和士绅的认同,认为这是中国度量衡改制的榜样。不过,他们除赞成师法日本外还有更高期望。闽县人叶显廷(字在扬)在《度量衡新议》中指出,若制定永恒的度量衡制度,必以兼顾理论与实际为宗旨。具体而言,在标准物选取方面,叶氏认为“黄钟秬黍说”选用的标准物具有不稳定性,即“黍,植物也,植物不数世纪间必有肥脊、大小之殊,而毫厘之差有不免已”,[15]迈当制的长度标准取纬度的一千万分之一,虽较中国的传统标准稳定,然而纬度因“南北极向心力必缩”而发生变化,亦具有不稳定性。对此,叶氏认为:“维赤道周为经、纬度之起点,列邦天□、格致诸专家无不取,则发端于此。今若易累黍之制,以赤道周为度之准,由度而量,由量而权衡,以迄秤磅顷畝诸制,类推而一贯之,则所谓取法乎上,微特无差舛之虞”。[16]⑥取先进、误差微小的赤道周长为度量衡标准物,便可弥补中、西度量衡制选用标准物的不足,且“似驾乎法国而上”。[17]在单位换算法方面,叶氏参酌中、西制度,在保留尺、寸、斤、两等中国传统单位的同时,结合迈当制单位换算法,拟出一套度量衡表,⑦并确定了基本单位,“度以尺或以里为单位,量以勺或以斗为单位,衡以两或以担为单位”。[18]在器具方面,叶氏指出中国度量衡器多由民间制造,且“只知其法不知其理,故粗而不准”,[19]而迈当制器具使用便捷,且用机器制成,数值精确,值得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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