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稿 方靓 本文或许要成为当代中国美术史上一篇涉及二十世纪最让人关注作品之一《流民图》，而在发表上又一波三折极具戏剧性的文章。在《中国书画报》以连续五个月十数篇文章对抗战时期蒋兆和《流民图》的政治性质进行尖锐的针锋相对的辩论之后，在《流民图》因笔者对其抗战时期尴尬失节背景的揭露而被取消参加二○一五年国家庆祝抗战胜利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美术展览之后，北京著名美术杂志《中国××》向笔者发出邀请，希望从历史方法论的角度对辩论中对《流民图》两种截然不同的对立结论的研究作再研究，即同一史实何以会有严重对立的两种结论。他们将在二○一六年第一期刊登包括本文在内的数篇这方面的论文。该杂志这种精彩的建议引发了作者在结束了《中国书画报》关于《流民图》性质辩论之后再研究的兴趣，在他们规定的时间内完成了一万馀字的论文。正值交稿之时，该刊责任编辑发来紧急通知短信，告知该刊负责人迫于压力，不得不取消刊登计划，并向我表示深深的歉意。我深知北京的朋友在此问题上可能遭遇的巨大压力，表示理解与同情。在得知本文内容及发表现状的情况下，北京另一著名美术刊物《中国××报》亦主动向笔者索要本文，且立即安排在二○一六年一月初在该刊发表。笔者为此还对本文作了材料和文字上约四分之一工作量的再补充。到此时，笔者对本文的修改和增删已不下十五次之多。不期在排版付印之前一刻，本文又被撒下！原因当为“你懂的”…… 当本文的发表一再受挫，而被迫在网上直接发布，两天多的点击量迅速超过一万时，又突然接到网管通知，北京朝阳群众蒋姓先生(举报人地址真的标明北京朝阳区)举报：“该文公然污蔑文化部党组织一九七九年对蒋兆和所做的政治结论。造谣说直到一九七九年十月六日对上述‘结论’作最后认定的行政机构给出的认定仍然是‘不同意加“无政治问题”，要实事求是’。”该举报说：“一九七九年十月六日的结论不存在。文化部给蒋兆和家属并抄送中央统战部的结论只有一份。”尽管本文从未提及文化部字样，但对一九七九年十月六日中央美院党委纪要与最后认定的行政机构的批文有混淆，因为央美党的小组关于蒋兆和历史问题“复查结论”形成后，党委又有两次针对蒋兆和历史问题“复查结论”的讨论纪要。三次相关性质认定加上上级机构认定一共四次，表述上的确有不清晰不准确。因此同意撤下此文。故此文的发表到此真可谓实实在在的“一波三折”！现在的文本即改动过的文本。事实上，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九日上级的批文内容极简短，即简单同意复查结论(其中有复查结论之附文，详正文)，而一九七九年十月六日央美党的领导小组“不同意加‘无政治问题’，要实事求是”的纪要精神，事实上已包含在上报的“复查结论”之中。因此被朝阳群众举报的文章此处陈述的确不准确但并无“造谣”之政治定性原则错误。为严谨起见，文中除引证批文原文外，再增加与“复查结论”相关的一九八○年二月十一日第三次党委纪要内容。这次文本为正式文本。但让我十分欣慰的是，对本文最关心、审读也最严苛的朝阳蒋先生对本文中揭示的蒋兆和抗战期间严重丧失民族气节的大量史实，均不置可否，也没有反驳为“公然污蔑”。此又有两解：一是有实事求是态度，面对本文大量考证不能不承认蒋兆和的确有如此大量的变节史实；一是可能承认这些史实，但不认为属失节性质。但如是后者，也不该沉默，而应当“举报”本文“公然污蔑”才是。但笔者考证如此翔实，蒋兆和抗战后直至解放初即因失节丑行，数年未被徐悲鸿(徐、蒋尚且是多年朋友)正式聘用。况且史实性质已如此清楚明白，相信读者诸君亦自有判断。对相关机构当年轻信央美党的领导小组未经调查研究而作结论的认可，不仅经过严谨考证的今天的笔者要批评，当时就有央美党委多位委员不满意，且有档案可查，这又何来“公然污蔑”呢？更具讽刺意味，且让朝阳群众包括L先生们沮丧的则是，二○一五年国家庆祝抗战胜利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美术展览，取消本已预定参展的《流民图》的展览资格，这当然是官方机构的决定。如果不是该机构认同蒋兆和严重丧失民族气节，《流民图》也不再具备“现实主义的爱国主义”性质，会在这么神圣庄严的国家性质的重大活动中取消这幅一度被誉为抗战首席经典作品的参展资格吗？三十六年后官方的这一严正决定，当然是对一九七九年错误结论的修正！这不算“公然污蔑”吧？ 应当说，本文对一度被誉为二十世纪抗战美术首席经典的《流民图》的性质研究是不多的几篇拨乱反正的文章之一，对纠正大半个世纪以来关于《流民图》的错误定性当有重要作用。但也因为如此，本文的发表，才会严重触及《流民图》背后复杂的主要集中于北京的社会背景关系。本文在北京发表一波三折即因于此。但此值当今开放的现代社会和开明的时代，尤其是当今先进而发达的信息社会中，要想打压和封锁信息是几乎不可能的事，况且本文仅仅一篇学术论文而已。亦如本文结束时所说：学术为天下之公器。历史研究不是某些个人的专利。对于历史，你不愿说，不等于人家也不说；昨天不说，不等于今天不说明天也没人说。对学术言论的打压和封锁必将无济于事！ 蒋兆和《流民图》研究也许是二十世纪美术史研究中最蹊跷奇特的一段公案。 如果你是80～90岁的中央美院的教职工，或者这岁数的老北京文化人，你肯定知道蒋兆和及其《流民图》在抗日战争时期服务日伪的尴尬事。如果你是这岁数之下的人，就不一定知道了。如果是年轻人，又没看过笔者在十五年前，即二○○○年一月广西美术出版社出版的专著《二十世纪中国画研究》一书《蒋兆和》一节披露过的这段往事，那你肯定就不知道了。因为大半个世纪以来，这段往事老人们都不说，中年以下的又都不知道，而近四十年来，这段与日伪勾结服务汉奸文化的往事更被美术史家的“研究”美化成为“爱国主义的现实主义”光辉历史，亦即明明白白的“黑”一经漂白，就变成了耀眼灿然之亮“白”了。这玩魔术般的史学“研究”是怎么神奇般地进行的呢？ 一、蒋兆和及《流民图》创作在抗战时期服务日伪严重丧失民族气节之史实 我们先看具原始资料性质的关于抗战时期蒋兆和及其《流民图》创作史实： 蒋兆和一九四○年参加“教授观光团”赴日观光，回国后在日伪中央电台讲话，称赞日本的文化。 蒋兆和一九四一年十月二十一至二十六日，“经日本艺坛名宿帝国艺术院院长澄水澄、侯爵细川获利、子爵冈部长景、帝国艺术院会员横山大观、结成素明、中村不折、中泽弘光、和田三造、小杉放庵、梅原龙三郎及美术研究所畏矢代辛雄等为之发起，举行此展”。“前驻华北最高指挥官多田骏氏于第一天亦到场参观，并将其旧日收藏蒋氏作品《骑竹马》及多田骏氏画像，临时参加陈列，以襄盛举”。该展在东京著名画廊高岛屋举办。多田骏，前侵华日本军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前任，“百团大战”时期侵华日军最高指挥官，战败后，被东京国际法庭定为甲级战犯)。办展期间，日本政府还派一日本美女相随蒋氏身边，以示日人对蒋之厚爱。(图1)时有日人壄谷温氏参观时赋诗一首：“蜗角休争触与蛮，善□谁敢济时艰。知君画里有深意，不写寻常水与山。”“其对蒋氏作品真价可谓一语道破。一时全国报纸争相颂扬，风靡日本艺坛。”“连日来各界酬酢极繁，日本朝野名流倩其画像者甚多。”①此诗乃以庄子寓言之蜗角之争比喻对中日战争之超越无谓态度，此亦日人看出的蒋氏“深意”。这与后面我们要看到的日伪“反战”、“和平”倾向密切相关。蒋兆和东京办展的政治性质于此可见。其办展之盛况又有记载，该展的“发起人”“诸氏俱系日本美术界及画坛重镇，望隆位高，无出其右者”。五日之内，参观者有二万人之多，所印画片画册数千均售卖一空。②(图2)当然，值得特别指出的是，蒋兆和作“对中日文化交流有莫大裨益”(蒋兆和语)的赴日“观光”和东京办展的前后，正是长沙会战，日军对晋察翼边区作围剿并实行惨绝人寰的“三光”政策之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