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92X(2016)05-0045-07 当前全球范围内物质财富积累的技术化、经济生产方式的全球化、信息传播的网络化、消费心理的个性化，使得人们更为关注与自身利益、情绪体验等密切相关的话题，后物质时代已悄然登场，这对于传统的政治认知模式、认同心理机制都提出了新的挑战。正如《人民论坛》2009年12月所刊发的《“未来10年10大挑战”调查报告》所指出的那样，“主流价值观边缘化”与“贫富差距拉大，分配不公激化社会矛盾”等社会与政治问题一并成为中国未来所面临的严峻挑战。在我国现阶段处于“赶超型”发展战略背景下，不容回避的现实问题是：必须面对“压力型体制”“急速增长型民主政治”“经济快车道”这三重难以兼容却不得不去破局的问题，不得不面临亨廷顿所指出的发展中国家经常需要面临的政治合法性困局——“政权如果不能有好的政绩，将失去合法性；(但)如果政绩好了，也(可能)将失去合法性”。[1]根据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现代社会的快速发展使得人们对物质利益之外的价值性、精神性生活表现出了更多的关注，我们需要据此分析后物质时代政治认同的理解向度与心理生成机制，从而才有可能为真正解决政治认同问题提供必要的基础性理论分析架构。 一、政治认同的内涵及其功用 “认同表达的是身份的确立和归属的形成，既指客观存在的相同性与相似性，也指思想认识的一致性以及由此形成的社会关系。”[2]政治认同就是“人们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产生的一种情感和意识上的归属感”。[3]社会中的个体需要根据其所处的社会关系来辨识、确认自己的“政治自我”，将自己视为特定政治文化中的成员，成为特定政治信念与政治信仰的追随者，并按照特定政治组织的规范要求来约束自己的政治行为，形成特定的“政治人格”。在这个过程中，个体需要经历政治社会化的过程，获取政治知识，形成特定政治态度、政治情感与政治信仰，规范自我政治行为，习得并内化特定的政治文化。个体所经历的政治社会化，其意义便在于“累计数百万个体的政治社会化经历，从而得出一个对整个政治体系具有重大影响的‘政治社会化的结果’”。[4]而根据芒茨爱拉特·吉博诺的研究，“认同”具有三种基本功能：“其一是作出选择；其二是与他人建立起可能的关系；其三是使人获得力量和复原力。”[5] 对于政治认同来说，存在着三种基本的层次：其一是政党政治认同，也就是对特定政党及其政治权力合法性的认同；其二是社会政治制度认同，根据“社会契约”预设，社会成员认同某些政治价值理念与社会制度，构建政治社会；其三是“民族—国家”认同，基于特定的文化—民族—历史认同，社会成员组建“文化—民族”共同体。由于“现代政治的特征是政党政治，而任何一个政党都力图在国家和社会之间寻求政治认同，确立自己的政治合法性”。[6]也就是说，政治认同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于政治系统及其权力合法性的认同，而“政治合法性来源于政治权力客体基于一定的社会文化价值对政治系统的评价，合法性意味着某种政治秩序被认可的价值”。[7]笔者认为政治认同的重要意义在于以下几点： 其一，政治认同是社会成员对特定政治体系普遍产生认可与信任，进而对其进行“民主性授权”以使特定政治体系获得政治合法性。因为“一种政体若想长期维持下去，那么城邦的所有部分都应该愿意看到其存在和维持”。“对于一切城邦或政体都相同的一条普遍原则，即城邦的各个部分维持现行政体的愿望必须强于废弃这一政体的愿望。”[8]主流政治体系要想持续存在，就必须获得社会成员中的绝大多数对其合法性的政治授权，进而支持并参与主流政治体系所开展的活动，使得政治体系获得合法性与权威性。 其二，政治认同是主流政治体系将其核心政治价值观进行社会化，并实现其在制度性建设中获得制度化的保障。“利益多元化的现代社会，社会成员的政治认同程度越高，政治体系就越稳定。”[9]政治认同具有可解构性与可重组性，主流政治体系需要制度化，推进、强化政治认同，以保障主流政治体系的运行与发展。 其三，政治认同是社会成员获得归属感、价值感的力量之源，也是共同体成员彼此互相认同进而构建和谐社会的动力之源。“认同首先是以不排斥为基础的”，[10]只有“不排斥”，才能减少、减轻认同冲突。不排斥既表现在对主流政治价值及其体系的不排斥，也是对持有相同或相近政治价值观的他者的不排斥，这样才能使共同体获得凝聚力，个体获得归属感，社会才能更加和谐。 二、后物质时代的政治认同危机及其检视 当代全球范围内的现实情况是，认同危机持续性地以常态化的方式呈现着自我身份的被剥夺与断裂，突出的表现在于：外部世界对于个体的“认同”要求与个体对自我的认识、对外部世界的认识产生诸多冲突。在我国，随着经济社会的深度改革，社会结构与社会利益都产生诸多分化与调整，在现实利益特别是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人们的关注焦点、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生活方式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在这种变化中，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工具理性”，这种工具理性因为个体所关注的现实利益不同而呈现多元化、异变性、自我性。近年来经常出现的“普遍的社会焦虑、信仰迷失、共识阙如，频发的群体泄愤、暴力参与、‘用脚投票’等，直接间接、或多或少折射出政治认同弱化或缺失的事实，对国家治理秩序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影响”。[11] (一)政治认同在追求“利益共享”中的误区及其表现 1.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基础的确立，“利益共享”成为中国社会一致而一直的追求。这种利益共享的历程大致上经历了“绝对平均型→稳妥渐进型→注重效益型→科学统筹型”等阶段。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利益主体及其诉求多元化、利益来源多样化、利益格局固化、利益关系复杂化、利益差距扩大化、利益表达公开化，使得利益共享型社会的建设面临诸多挑战，由此也引发了政治认同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冲击。首先，利益分配的不均造成社会成员的相对被剥夺感。由于在改革过程中，在社会整体利益进行调整过程中个体财富差异迅速扩大，而政府在利益分配中既存在一定的缺位现象，也存在一定的越位现象，导致一些社会成员产生被剥夺感。其次，利益诉求与异议表达受阻，造成社会成员的被边缘感与歧视感增强。“政治合法性的基础表征、共同利益的抽象与炼就，与广泛而深入的认同存在着紧密而又必然的联系。尽管不同利益的多种制度形态一再呈现，只有那些被认可的利益才能得到国家及意识形态的强调与保护。利益调适有赖于社会基本问题的显露和解决，以及共同体内部保障的有序和规范，有赖于群体事务关系的逻辑外化与理论推演，以及合法、共识思想的一致与深入。”[12]例如，由于一些客观的原因，社会成员合法具有的信访权经常“被阻滞”、媒体表达权经常“被操纵”，这些现象因弱化了社会成员的政治参与而造成其政治认同感的减弱。再次，利益整合不足与信息不对称造成社会成员的无助感。由于我国属于典型的大政府小社会的国家，政府更多地肩负着整合协商机制、公开透明信息的任务。但不容否认的是，当前公共权力在利益整合、信息对称方面的工作还存在着不足，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权威信息发布不及时、不足必然带来谣言满天飞的现象，对于政治认同起到了消解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