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收入分配中存在的一些不公平因素导致了中国改革开放后收入差距和贫富差距的不断攀升，并且已经演变为非常突出的社会问题(万广华等，2008)。长期维持在较高水平的基尼系数①成为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最大风险(Vandenberg和Zhuang，2011)。解决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难题不能寄希望于继续依赖要素投入以驱动经济发展，而需依靠科技创新，真正实现产业转型升级。尽管中国的创新战略初显成效，在科技创新、科技应用、创新环境和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都取得了较大进展，但仍面临诸多难题，其中作为国民经济基础产业的制造业，其创新就乏善可陈。首先，中国制造业大而不强，主要依靠低成本的要素投入、大市场份额的销售以及政府偏向政策的推动获利，高技术产业新产品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率仅在3％左右(Wu等，2010)；其次，缺少核心技术，很多行业出现产业技术空心化现象；最后，高端产品依赖进口受制于人，科学技术重引进轻吸收。因此，在中国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背景下，进一步深入研究收入差距如何影响创新成为中国能否抓住机遇实现经济转型升级、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 虽然收入分配与创新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机制与其结论已经非常明确(Breznitz和Murphree，2011；林毅夫和陈斌开，2013)，但收入分配与创新之间的关系依然是一团迷雾。收入分配与创新不仅都关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而且都是关系中国经济持续发展所面临的重大挑战，因此厘清现阶段中国的收入差距对创新水平的影响尤为重要。理论文献将收入差距对创新影响的主要机制归结为规模效应和价格效应(Bertola等，2014)。其中，规模效应是指如果收入差距过大，使得一部分人变得更穷，缩小了新产品的市场规模，则导致创新发展缓慢，此时只有缩小收入差距才有助于创新的发展。规模效应对创新活动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其一，分摊风险。随着市场规模的扩大，对于创新产品的有效需求增多可以分摊前期科研的风险，从而降低创新活动的高风险。其二，分摊成本。创新产品前期投入较大。主要的盈利方式靠不断扩大的市场范围而降低边际成本(范红忠，2007)。其三，优化市场环境。市场需求的扩大削弱行业垄断，在充分竞争的环境下，企业优胜劣汰，正常地进入退出，从而激励更多的企业进行创新活动以维持自身的运营(Cook和Uchida，2008)。而价格效应与规模效应截然不同，其强调由于中高收入人群更能从新技术中获得更高的收益，愿意为技术创新买单，收入差距拉大使中高收入者增加购买创新产品的数量，呈现出收入差距促进创新。价格效应着眼于新产品的高价特性，虽然低收入者负担不起这些昂贵的非生活的奢侈品消费，但收入偏高群体更关注这些新产品的体验，是创新产品的主要消费群体(Li，1998)。实际上，最早的创新主要源于富人对于奢侈品的追求，由于奢侈品象征了一定的社会地位，因此他们愿意为昂贵的奢侈创新产品买单。价格效应和规模效应都是以需求为中介影响创新活动，但其影响结果完全相悖，如果新产品拥有较大的需求市场，此时规模效应会占优；然而，如果只有少数处于高收入的群体愿意购买新产品，则价格效应占主导(Tselios，2011；安同良和千慧雄，2014)。收入差距对创新的影响还受制于经济发展水平等外部环境。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工人的工资水平较低，低工资会加强工人的流动性，导致劳动成本上升和生产率的下降，进而降低人力资本的累积速度，从而影响创新(Keeble和Wilkinson，2000)。 令人遗憾的是，作为经济转型的发展中大国，研究中国收入差距如何影响创新的文献非常匮乏，其结果莫衷一是。王俊和刘东(2009)利用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发现在短期内收入差距对创新有促进作用而长期则表现为抑制作用。李平等(2012)在模型中引入收入差距与需求规模和消费结构两者的交互项，发现大多数地区收入差距与创新呈倒U关系。安同良和千慧雄(2014)进行了仅基于产业层面的大中型企业的实证分析，发现收入效应较小时规模效应占主导，收入差距不利于企业创新。这些仅有的对中国问题的研究均缺乏对创新溢出效应和收入差距内生性问题的考虑。事实上，(1)创新具有空间溢出效应，表现为当地的创新成果和创新活动会影响到周边的地区。地理上的相邻易于促进知识的流通，产生区域间知识的溢出(Rodríguez-Pose和Crescenzi，2008)。可编码知识如书籍、论文、专利等手段能够使得知识免费或有条件的向外溢出。同时，科技产品包含了大量的创新信息，容易被同行竞争者通过逆向工程而学习和掌握其核心技术，导致产品的创新技术在同行业和上下游企业间传播。但是，靠人际交往进行知识传播的创新网络受限于一定的地域范围内、影响创新的诸多关键因素不可转移，以及创新传播存在的人力门槛都导致创新的溢出效应被限于一定的地理区域内(Varga等，2005；Ponds等，2010)。(2)创新也会反过来影响劳动者的收入分配状况，导致内生性问题。创新导致技术工人的工资呈指数增长，创新活动越频繁意味着技术与非技术工人之间的收入进一步扩大(Pieroni和Pompei，2008)。此外，创新对收入差距的影响还依赖于地区教育水平。教育可以提高生产者的技术水平以促进创新，在教育水平高的地区，其劳动力能够控制较大的市场份额，提高其收入水平(Sterlacchini，2008)。 本文选取全国279个地级市2008-2012年的面板数据，考虑创新的循环累积和溢出效应，构建空间动态面板模型，考察收入差距对创新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区域创新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且收入差距与创新之间存在倒U形关系。进一步分析发现，收入差距对创新影响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这表明经济发达地区的规模效应相比欠发达地区更为明显，因此只有提升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才能从根本上实现降低收入差距与实施创新驱动政策齐头并进，实现经济转型升级。区别于已有文献，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1)现有研究的理论模型忽略了创新的自我强化和空间相关性，这与创新的实际特征不符。因此，本文考虑创新随着时间和空间的变化，纳入创新的累积循环效应和溢出效应构建空间动态面板模型。(2)考虑模型中收入差距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收入差距作为收入的激励机制会影响创新成果，反过来创新也会造成不同群体的收入差距。这种反向因果关系导致的内生性问题会使参数估计发生偏误，而以往文献忽略了对弱化内生性问题的考虑。此外，本文将已有文献利用的省际层面数据进一步细化到地级市层面，有助于捕捉省际内部地级市之间的差异性，更细致地反映收入差距对创新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