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创新驱动

作 者:

作者简介:
裴小革,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pei-xg@163.com,100836。

原文出处:
经济研究

内容提要: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区别,是包容性较大的理论和局限性较大的理论之间的区别。把创新驱动理论建立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既可以包容西方经济学中一切有用成果为我所用,又可以揭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局限性,充分研究最广大人民群众不同于物的特点。创新驱动能力的大小不仅要由人力投资的数量决定,而且要由人们如何使用它们的劳动来决定,包括人的教育学习实践、劳动工作实践和创新驱动实践。在鼓励创业的同时还需要鼓励创业企业多做创业型创新驱动以推动科技创新,推动新发明、新产品、新市场、新组织的出现,从而推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国家的经济发展,既需要有人在创业活动中从事创新驱动,也需要有人在就业活动中从事创新驱动。企业对从事创新驱动的就业者给以劳动成果回归性报酬,会极大地激发就业者的创新热情,这对企业和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以及企业自己的长远利益,都会产生积极的影响。社会各阶层人民都是创新驱动的主体,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必须依靠全社会各阶层人民发挥出不同类型的创新驱动,结成动力组合,相互补充、相互支持,共同努力来实现。


期刊代号:C31
分类名称:创新政策与管理
复印期号:2016 年 09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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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2015年11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发表重要讲话,高度肯定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中国改革和发展的重要意义,特别提到关于树立和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的理论,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改革开放新的实践结合起来,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许多重要理论成果之一。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要加快实现发展动力转换,形成促进创新的体制框架,塑造更多依靠创新驱动、更多发挥先发优势的引领型发展。这是从我国发展环境和条件发生深刻变化、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现实出发做出的重大决策,对“十三五”乃至更长期确保经济持续健康发展、顺利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从国际上看,世界范围内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孕育着新突破。全球知识创造和技术创新的速度明显加快,新科技革命的巨大能量正在不断蓄积。以新技术突破为基础的产业变革呈现加速态势,正在深刻改变着世界科技和经济社会发展形态。国际金融危机加快催生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创新驱动已成为经济结构调整和持续健康发展的决定性力量,许多国家都将创新提升到国家发展的战略核心层面,全球进入了空前的创新密集时代。我们必须更加自觉地把握机遇、应对挑战,以创新驱动开辟社会生产力持续提高的更大空间。

       从国内看,改革开放以来,经过多年的持续快速增长,我国进入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时期,低成本竞争优势正在逐步削弱,资源、环境压力不断加大,过度依赖资源消耗的粗放型增长方式面临严峻挑战。特别是2008年爆发的美国金融危机导致世界经济下滑,一些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出现了经济衰退,我国的一些劳动密集型出口企业和传统技术企业也受到较大冲击。但同时我们看到,一些具有创新驱动能力的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具有较强的抵御风险能力和市场竞争力。在经济新常态的形势下,创新驱动成为促进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的主要动力。

       本文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有关创新驱动的已有成果基础上,从理论基础、能力来源、不同类型和动力组合等几个方面,对创新驱动的有关理论和实践问题做出了探索,并在对一些分歧意见的讨论中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二、创新驱动的理论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放弃了前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不适用于市场经济的理论观点,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改革开放新的实践结合起来,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许多重要理论成果;同时十分重视对西方经济学的批评借鉴和引进吸收,在大学和研究生经济学教育中,西方经济学课程所占的份额大幅增加,西方经济学在学术界的研究成果也大幅增加。于是,在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关系,以及当代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的问题上,出现了许多不同的认识。

       对于什么是创新驱动的理论基础,因人们对当代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的认识不同,在中国经济学界也有许多不同的看法。其中一种比较流行的看法是,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前苏联有关计划经济的教科书理论等同起来,认为它是只研究价值和计划经济,不研究财富和市场经济的传统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则是专门研究财富和市场经济的现代经济学,所以我国创新驱动的理论基础只能是西方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创新驱动问题无关,它的一套话语体系应该完全放弃。这种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也是不利于深入研究创新驱动问题的。

       事实上,马克思的《资本论》和作为西方经济学主要支柱的边际效用论、一般均衡论等理论一样,都是以19世纪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为研究对象的。《资本论》客观地指出,这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建立在社会阶级划分和绝大多数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所有和控制相分离基础之上的,是建立在资产阶级单方控制政府、大多数劳动者被压迫、被剥削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环境之中的。它是一种使少数人暴富,多数人贫穷的经济。经济要进一步发展,必须改变这种制度环境,进而改变多数劳动者永远贫穷的状况,改变多数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所有和控制的分离;改变少数资产者单方控制政府,广大劳动者受压迫、受剥削的局面,建立广大劳动群众都能发挥自己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并享受到自己劳动成果的社会主义制度。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不同在于,前者继承发展了古典政治经济学承认劳动者具有劳动和创新驱动主体力量的理论,论证了自由放任市场经济的历史局限性。古典经济学家对于劳动者劳动和创新驱动主体力量的承认,是通过劳动价值论来实现的。他们认为,人类财富是人们用劳动适应人的需要改造自然得到的。他们的这种观点,由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集大成最早做了系统的表述,其成果是世界公认标志政治经济学正式诞生的名著《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他在这部书中指出:“一国国民每年的劳动,本来就是供给他们每年消费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源泉。……劳动是第一性价格,是最初购买一切货物的代价。世间一切财富,原来都是用劳动购买而不是用金银购买的”(亚当·斯密,1972,第1和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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