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近年来，全球互联网使用人数飞速增长。作为民众表达社会态度、发表评价意见的重要渠道，网络媒体日益融入民众生活的方方面面。特别是以手机客户端接入为代表的移动互联网的迅速普及，在传统媒介外形成了一个新的舆论场，逐渐成为影响公众舆论及主流民意、尤其是政府评价方面的不可忽视的因素。 青年是互联网舆论场的主力军(杨雄，2000)，其以开放的心态接受网络信息，同时通过自媒体不断地向网络世界施加影响，是一股不可小觑的力量。尤其是“80后”和“90后”的青年人群，他们对政府的评价往往不够正面，呈现出一定的代际效应。那么，是不是新一代青年自身所具备的某些特性，如互联网使用率高，对社会公平程度的要求高，导致了他们对政府的评价较低？ 如果把新一代青年对政府评价较低视为一种代际效应的话，那么其实现路径既有可能是互联网路径，即他们容易受到互联网中充斥的负面信息影响导致对政府评价较低；也有可能是社会公平感路径，即他们对社会公平感要求较高，却自觉没赶上像“70后”那么好的发展机遇，还要面临高房价等带来的生活压力，故而对政府评价不够正面；抑或是社会公平感路径受到了互联网路径的影响，从而进一步增加了对政府评价下降的可能性。在存在上述各种可能性的情况下，笼统地说互联网使用会导致对政府评价的下降是片面的，需要细致地分析其背后真实的形成机制和路径。 二、文献综述 (一)政府评价 20世纪90年代，政府评价作为对政府行为分析的新维度开始进入学者的视野，相关研究围绕政府评价的基本问题，如政府评价的内涵和定义、标准和尺度、方式和渠道等展开初步讨论(柏维春、邵德门，1994)。尤其是公众他评，从某种程度上看已成为公众接受还是不接受政府领导的一个重要指标，表明公众是信任政府、支持政府，还是采取不信任态度、反对政府(徐家良，1994)。 20世纪末以来，学界对政府评价研究的关注点开始转向。学者从关注抽象的政府评价概念、思考政府评价的宏观问题(陈尧，1998；梁仲明，1999)，转向关注中观层面的公民政治评价的作用和意义、政府评价的标准、政府评价的得与失、政府评价中的公民参与等(于洪生，2001；肖勇，2002；吴建南、庄秋爽，2004；庄子希，2009)。特别是吴建南、庄秋爽(2004)提出，这些公民评议政府活动，开了我国地方政府自下而上开展绩效评价的先河，是对我国传统自上而下评议模式的有益补充，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与研究价值。庄子希(2009)认为，公民的参与是政府绩效评估的一个核心价值取向，这也是当代世界各国政府绩效评估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 近年来，有些学者在研究政府评价时从单一地关注政府绩效，转向仅把政府绩效作为关注重点之一、更加多元地对政府评价进行描述，如重点讨论公民评价政府的三种途径：大众舆论、政治参与以及公民评议政府绩效(刘祥军，2010)。同时，研究者越来越重视政府评价与社会和民众生活的关系，如卢春天等(2014)在研究市民对政府环保工作的评价时就提到，政府评价有利于民意的表达，从而实现政府和公众的有效沟通，促进社会和谐。 (二)互联网对政府评价的影响 21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互联网研究者将研究重点放到考察互联网与政治的关系上。刘祥军(2010)认为，随着互联网在社会各个领域影响范围的不断扩大，人们可以较为自由地在网络上发表其对政府工作的评价。国外学者亨利·法雷尔(Henry Farrell)甚至提出，未来10年，互联网与政治的关系将会变得日益重要(法雷尔，2013)。 政府评价作为民众对政府各项工作的认可度和满意度的集合，是民众政治态度的体现。政治态度作为对特定政治权利和政治制度或肯定或否定的倾向，是政治系统的关键环节和指示剂。而政治系统与信息具有天然的密切关系，政治信息在政治系统内的流通被称为政府的血脉和政府的神经(俞可平，2015)。媒介作为信息的载体，广泛存在于政治系统的血液和神经当中，形成了为社会政治心理打上渠道烙印(喻国明，2003)以及改变受众的态度和行为(郑丽勇，2010)的独特媒介影响力(media influence)。 学术界也在持续关注媒介对民众政治态度的影响。西方学者较早探讨了媒介对民众的政治信任、社会事务评价等方面的影响。有的学者以广播、电视为例，论证了媒介的使用给民众政治态度带来的消极影响，即广播、电视有选择性过度播出的负面消息使得民众产生负面的政治态度(Robinson，1976；Patterson，1994)。还有的学者基于报纸媒介的分析，认为媒介在政治态度方面产生了积极影响，即报纸的使用提升了民众的政治信任(Becker & Whitney，1980)。此后，有些学者尝试进行更加具体化的媒介研究，不再将媒介视为一个抽象整体，而是探讨报纸阅读、电视收看、广播收听等不同媒介使用情况对民众政治认知、政治信任、政治信心的影响(Iyengar，1991；Hetherington，1998；Moy & Pfau，2000)。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发展，我国学者也在媒介的政治传播效果方面不断探索新的研究路径(张辉德，2013)。部分学者在互联网对政治态度影响方面持悲观论调，认为互联网具有激化群体政治态度和行为的效果(姜红辉，2013；卢家银、段莉，2015；陈虹等，2015)。也有研究者持不同看法，如陆奇(2008)认为作为移动互联网新领域的移动社交网络对青年的态度具有积极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