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的中国置身于一个前所未有的、剧变的全球化时代。整个世界如同一个巨大的力场，将各个国家甚至每个人都牵纳其中。在现有的学科分类中，世界史为人们探索自身与世界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的研究途径。从19世纪中叶中国世界史研究萌生以来，包括周谷城、雷海宗、齐世荣、罗荣渠、刘家和、马克垚、于沛、钱乘旦等人在内的世界史研究者，在构建中国自己的世界史研究体系方面进行了卓越的理论探索与实证研究。①其中，吴于廑关于世界历史“纵向发展和横向发展”的思想成为当今中国世界史学界的主流理论。②2010年，百余位学者通力合作完成的8卷39册1500余万字的《世界历史》，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这是中国第一部将专题研究与编年叙事结合起来的大型世界通史著作。以上这些理论与实证研究成果，既是我们在世界一体化加速发展的现实前提下研究世界史的深厚基础，又提供了新的出发点。 笔者在研究西方全球史的过程中，逐渐发现很多西方著名的世界史或全球史著作都受到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不同程度的影响。全球化时代复杂的国际政治现实和学术趋势，促使笔者重新思考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在历史学研究和编撰中的学术价值。具体而言，这个设想落实在世界史编撰领域，就是将中国世界史理论体系建设这个目标进一步具体化和细化，考虑构建一种包括双主线、多支线在内的世界史编撰线索体系。双主线是纵向的生产主线与横向的交往主线。多支线是构成或依附于两条主线的不同领域及不同层次的、具体的细节线索，包括跨文化贸易、环境变化、物种传播、疾病传染、移民、战争、殖民主义扩张、帝国主义侵略、宗教传播、文化交流，等等。世界历史就是在双主线与多支线所体现出的各种动力的交互推动下演进的。双主线与多支线的世界史编撰线索体系，实际上意味着世界历史演变的内在动力体系，这个编撰线索体系本身是历史发展合力的具体反映，需要不断在实证研究中检验和充实，同时也成为进一步的宏观理论构建的根基。另外，对双主线和多支线的探讨，有利于吸收西方世界史学界的积极成果、将其整合到我们自身的学术框架之中。 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文稿中，提出“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不可分割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③《德意志意识形态》是马克思主义的成熟文本。另外，19世纪，包括细胞学说、生物进化论、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在内的自然科学重大进展已经为世人所知；甚至到19世纪晚期，牛顿经典力学在物理学家看来已经不能充分解释宇宙的运动，量子力学和广义相对论呼之欲出，即将在20世纪初期问世。即使在这种复杂的时代和学术背景下，对于前述“唯一的科学”这个结论，自然科学素养深厚的恩格斯(1820-1895)在晚年也未曾修正。他在1883年《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高度赞颂“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④此中的深意，体现出马克思(1818-1883)“思想的统一性”和“理论的多维性”，“马克思拒绝把不同的学术学科相分离”；由于“物质生产力不可能同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生产关系(即最宽泛意义上的社会组织)相分开”，所以马克思采取的分析方法是“历史的分析”，进而“揭示各个社会尤其是资产阶级社会的历史发展”。⑤ 这种“历史的分析”，也就是唯物史观所倡导的基本研究方法，即“重新研究全部历史，必须详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的存在条件，然后设法从这些条件中找出相应的政治、私法、美学、哲学、宗教等等的观点”，⑥也就是“对包含着一连串互相衔接的阶段的发展过程的阐明”。⑦这是唯物史观的精髓所在。所以，恩格斯在1895年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⑧列宁(1870-1924)在1906年也指出：“我们不否认一般的原则，但是我们要求对具体运用这些一般原则的条件进行具体的分析”，⑨在1920年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⑩这种具体的“历史的分析”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方法论基础。 由上可知，历史研究尤其是世界历史研究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经典作家对世界历史的实证研究与理论探讨，在1843年克罗茨纳赫时期萌芽后，历经《〈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获得明确清晰的表述，但绝不止步于此，对世界历史的研究已经成为一条基本线索，贯穿在《资本论》、东方社会发展道路、历史学笔记、历史发展“合力”思想等探讨中。尤其是恩格斯晚年对历史发展“合力”思想的研究，进一步扩展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在探索历史发展动力方面的层次和角度。“合力”思想的内容可以概括为：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即表现出这一切因素间的相互作用，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11)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之前，西方学术界在探索世界历史演变的根源时，往往背离实践而从观念出发。马克思则鲜明地提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种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12)这样，马克思史无前例地把存在者的存在把握在感性活动的过程中，从而不仅与黑格尔、费尔巴哈的本体论立场划清了界限，而且批判地脱离了整个哲学—形而上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开展出以实践纲领为基础的本体论革命。(13)相应地，丰富多彩的社会实践在世界历史研究中的重要性得到了承认。对此恩格斯指出，“以前所有的历史观，都以下述观念为基础：一切历史变动的最终原因，应当到人们变动着的思想中去寻求……可是，人的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政治变动的动因是什么——关于这一点，没有人发问过。……现在马克思则证明，至今的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些阶级又是由于什么而产生和存在的呢?是由于当时存在的基本的物质条件，即各个时代社会借以生产和交换必要生活资料的那些条件”。(14)根据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这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