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16)04-0116-17 毋庸讳言，当代世界的史学著述，已经呈现一种划一的趋势，无论是在原来便有丰厚史学传统的中国，还是被人原来视为“没有历史的民族”非洲和拉美等地区，历史研究和写作的模式，基本都参照欧洲近代史学的模式(进步观念、章节体裁和注释引证等)。但有趣的是，在欧洲近代以前，抑或文艺复兴之前，欧洲历史的写作与其他地区(譬如中国)，在观念、方法和形式上，均有一些可比之处。欧洲史学的近代化又是如何形成的呢？关于这一课题，在中文学界已经有不少论述，但似乎仍有加以全面整理和概括的必要。笔者不揣浅陋，将在下面从四个方面提出自己的看法，供读者方家指正。此文的写作意图，不是为了称颂欧洲文化之高人一头。相反，笔者认同印裔学者迪皮希·查克拉巴蒂(Dipesh Chakrabarty)的看法，我们有必要将欧洲的文化模式“区域化”①，而如何区域化便需要针对欧洲文化和史学在近代的转型，从事较为详细的个案研究。这是本文写作的一个主要目的。 一、博古学与历史学 长期任教于牛津大学的现代意大利学者阿诺尔多·莫米利亚诺(Arnaldo Momigliano)曾经这样写道：“我一生都对一种人特别好奇：他们与我的职业相近；我可以清楚地知道他们的志趣，也能分享他们的热诚，可他们的最终目标，又让我感到神秘莫测。这一种人对历史的事实充满兴趣，但对历史学却兴味索然。”莫米利亚诺所描述的，正是近代欧洲早期的博古学者(antiquaries)。他指出，到了18世纪之后，这类博古学者已经几乎不见踪影了。而他们消失的原因，是因为学科分化的结果；他们在近代或许成了收藏家或者人类学家。莫米利亚诺由此而感叹：博古学本身成了一个历史问题，而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历史的变化。但吊诡的是，探讨这种历史的变动，又会让博古学家深感无趣。② 博古研究，并非史无前例；古罗马的“博学之士”瓦罗(Marcus Terentius Varro，公元前116-27)，就以研究古物、古书而著名。甚至“博古”(antiquarius/antiquitates)之名，也来自瓦罗。像人文主义一样，博古运动其实是欧洲人重拾、重建古典文化的一个产物。如果说人文主义以探究古典文献为主业，那么博古学则还收集、研究各种古董、古物。但人文主义者和博古学家，往往又重合于一人，譬如比昂多(Flavio Biondo，1392-1463)就是一位，而与比昂多同时的伯吉奥·布拉乔利尼(Poggio Brocciolini，1380-1459)亦是如此。布拉乔利尼的例子，最能看出人文主义与博古运动的内在联系。布拉乔利尼热衷收集古书，也即前世留下的各种手抄的稿本。为此目的，他几乎走访了欧洲各地的修道院图书馆，然后对各种手稿本进行核对、整理和校订。通过他的努力，许多古典著作得以重见天日。但同时布拉乔利尼又对名胜古迹充满兴趣，所以他的多次出游，并不只是为了收集文献，也为了欣赏和研究古代的建筑，然后与书本知识加以对照。他曾经在罗马城的旧址徘徊，发出类似“逝者如斯夫”的感叹。(后面将要讲到，18世纪的伟大史家爱德华·吉本在走访罗马古迹的时候，也想到了布拉乔利尼，并表达了相似的思古之情。)③布拉乔利尼试图用考古的手段，补充和纠正书本知识，这种寻找“二重证据”的手段，体现了博古研究的特色。 博古研究的目的是收集各种古物，因此其研究手段是多学科的。如用现代的学科区分法，博古研究综合了考古学、民族学、古文献学、比较语言学、人类学等多种学科的方法。采用这一多学科的研究手段，是因为研究对象的需要。古代的文物，种类繁多。除了古代殿堂、纪念碑、功勋墙等的遗迹之外，还有钱币、羊皮文书、盔甲、铭文、石刻等等。在上述这些古物之外，还有各类古本，即文献史料，也是博古学家研究的对象。对于博古学家而言，他们对古代的兴趣，没有任何止境；但凡一切与古代有关的事物，都可以成为他们关注的对象。譬如为了知道古代的风俗，他们除了参考古书记载，还会收集、整理歌谣等民间材料。而为了了解古人的经济生活，他们还补充天文学的知识，研究气候的变化。研究古代城市的规模和建设，则要学地理学和测绘学等。在文献研究方面，由于拉丁文本身经历了种种变化，而且还有希腊文的古典文本，所以又必须掌握多种语言及语源学。 博古运动兴盛的原因，像其研究手段一样多元和多样。文艺复兴的起始，固然以恢复古典文化为宗旨，但其发展的结果，则让欧洲人看到了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因而使他们不再把中世纪以来形成的制度和观念，视为理所当然和神圣不可侵犯。由此，欧洲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思想解放的时代，为一种被当时人称为“皮浪主义”(Pyrrhonism)，也即极端怀疑主义的风气所笼罩。其实“皮浪主义”这一称呼，也是人文主义和博古运动的产物。皮浪(Pyrrho，约公元前360-270)本人是一个古希腊学者，据说曾去印度游历，然后就指出一切都不可信、一切均可怀疑。有关皮浪的生平和学说，主要是通过罗马学者塞科斯特斯·安普利克斯(Sextus Empricus，约公元160-210)写的一本名叫《皮浪主义概说》(Pyrrhōneioi hypotypōseis)的著作。换言之，在中世纪时代，这两个人物显然都不为人所知；只是通过人文主义对古典文化的发掘，他们的论述才重见天日。当然，皮浪是否真的存在、是否真有其说、安普利克斯对他的描述是否真确，都是可以怀疑、然后研究的问题。 所以，皮浪主义的流行，让欧洲人冲破了传统的思想枷锁，从而敢于思考、敢于质疑、敢于探索。简言之，皮浪主义就是疑古主义；皮浪主义者就是疑古派。正是这种疑古的风气，让欧洲学者努力运用多种手段，探究任何事物的真相。以历史写作而言，中世纪流行的世界、普世的编年史，便逐渐为以民族为主题的史著所取代。其中原因，不难理解。中世纪编年史的编写，编者大多为足不出户的僧侣，其采用的史料，除了圣经、福音书等教义以外，大都是一些传闻和二手著作。而且，因为他们处理的题材是普世的历史，以求揭橥上帝的神意，所以采用二手的材料，也就无可避免。但宗教改革以后，许多教会认可的宗教经典都受到了怀疑，其权威性受到了挑战，那么这类展现神意史观的著作被逐渐取代，也就自然可以理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