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51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46(2016)07-0244-09 沃尔夫拉姆·费舍尔在他关于欧洲贫困问题的著名研究中这样写道：“在所有的文化和时代中，穷人都是不为人们所知道的。关于他们的事我们了解甚少，而且似乎我们所了解的东西，也常常是不真实的。”①在其著作出版后的30年里，情况发生了变化，现在我们对从中世纪到当代欧洲贫困阶层居民生活的了解，与之前相比要多得多。但是，有一个例外：把共产主义制度下的贫困历史作为专题进行的研究目前还相当分散，尤其是在欧洲范围内。 关于“贫困”这一概念，并不存在一个普遍适用的定义，从原则上讲，这也是不可能的。对贫困状态进行的定性描写，就像对贫困水平进行衡量的原则一样，在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以及不同历史阶段都有着自己的特点。贫困作为一个相对范畴，与其社会和历史背景相适应，20世纪初在乔治·齐美尔的《社会学》一书中首次被提及②，并且从那时起，这种研究方式本身在不同的理论研究、社会学研究③及具体历史研究④中得到了发展。货币方法是根据收入水平，以货币的形式确定贫困界限的方法。这种方法用于研究具体某个国家、某个时间段内的贫困问题是完全合理的。但对两个或者多个国家进行对比研究时，其准确性令人怀疑。⑤对衡量贫困的量化指标的怀疑以及寻找适于比较分析概念的方法本身使相关方法论在20世纪90年代趋于成熟。当时贫困不仅仅被视为一种状态，而且被视为一种社会排斥的过程。⑥吸收和排斥的概念两分法是当今人文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之一，是理解社会体系和社会制度运作的关键。⑦通过吸收和排斥的方法分析研究贫困问题，为这一方面的历史研究包括比较研究开辟了新的方法论视角。⑧ 一、贫穷成为日常生活 布尔什维克政权一直标榜通过剥夺富人以号召和动员民众，却未能制定出任何有效的减贫战略。实际上，布尔什维克党不由自主地走上了推行贫困的道路，而脱贫始终未列入国家的优先发展计划之中，国家把所有资源都用于加速现代化进程以及对抗来自外部现实的和潜在的威胁。苏联政权建立伊始就一再渲染国家经济状况如何不佳，外部生存环境如何恶劣，并将外部威胁视为动员计划的重要前提以及封锁公众不满的手段。多年以后，莫洛托夫对苏联领导人关于这一问题的态度做出了解释：“只要帝国主义存在，全民族都难以过上幸福的生活。”⑨在这种情况下，苏联社会注定要停留在贫困的社会，至少在充满敌对的环境和“铁幕”神话的时候是这样的。 20世纪30年代大力推行动员计划、大规模镇压等强制政策，使民众深受其害，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他们社会地位的丧失以及生活水平的下降。第二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不仅导致人口大规模贫困化，他们的集体记忆也受到了伤害。在他们的记忆中，战争是巨大生活灾难形成的主要原因。当时的流行说法是“如果没有战争的话该多好”，这使得战争成为人们生活悲剧的标志。 战争作为最大灾难的记忆，反映在人们对战后“美好生活”的预期中，但具体的需求(住房、食物、工作)却是最低限度的，即在仅有的资源范围内能够维持生存。⑩然而，过了很长一段时间，这些最基本的需求仍然没有能够得到满足，反而被搁置延期。“暂时性困难”成为人们理解这种生活状况的思想依据——这是在过去战争的后果和新战争威胁的背景中产生的概念。公众所达成的共识是建立在暂时性困难这一认识和最高权力机关的权威的基础之上的。当对政府当局不得人心的行为缺乏合理的理由时，人们通常服从于政府的最高权威，认为既然是斯大林同志作出的决定，那就意味着其他的办法都行不通。(11)地方官员以及那些生活水平明显不同于大多数同时代民众的人们(从黑市活动者到高薪酬的艺术家和学者)，成为公众表达负面情绪的对象，而他们自身也积累了不满情绪。 在战后几年，经济的复苏和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居民来保障的，通过提高税收(农业税、所得税等等)和增加其他预算来实现，例如以国家贷款的形式采购商品，这实际上带有强制性的特点。像战前一样，这一时期主要的预算收入来源是流通税(占总收入的50％以上)。这也可以被认为是从居民那里掠夺资金的一种形式，因为工业产品和食品的定价仍然掌握在国家手中。(12) 尽管有权威的承诺，甚至在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方面采取了某些实际的步骤，(13)但是直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这方面的情况没有得到明显的改变。1947年到1952年，居民的平均月收入仅增加了3.3％，税收却翻了一番。(14)社会保障支出(包括资助多子女及单身母亲的家庭)较上年同期增长了14.4％(国防开支增长47.8％)，但它们在国家预算中所占的份额减少了(1946年占5.9％，1952年占4.5％)。(15)退休金及补贴金数额非常之少，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们不能在家庭收支中发挥显著作用。例如1948年，一个普通工人家庭中退休金及奖学金只占家庭货币收入的5.5％，而工资作为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占85.9％。(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