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539(2016)03-0013-09 在罗国杰的伦理思想中，人生、社会、国家、民族和个人价值追求是高度相关的。他在马克思主义伦理学、道德教育、道德建设理论诸方面都卓有建树，然而我们最感兴趣的还是“德性论”部分。他的德性论以德性养成、守护传统道德精神、实现理想社会以及建设具有中国特色和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为理论追求。德性论固然是罗国杰广义的有系统的伦理思想的一部分，但我们更关心的是如何把这一部分问题相对独立地加以分析，从而把这一部分的讨论推向深入。在伦理学史和当代伦理学讨论中，这一类性质的讨论并不少见，如中国先秦和古希腊的思想家各自强调明德、爱智，共同点集中在如何行所已知、立身成德、学以成人。我们关心的是，从德性伦理学的角度来看，罗国杰关于“德性论”的问题是怎么提出来的?这个理论的成立，有什么预设或考虑?马克思主义的德性论作为一代学者晚年总结性的思考，其学术所求对于我们在多元文化冲突、融合的环境下进行现代性道德问题探讨，具有什么意义? 一、德性论的提出及学术追求 罗国杰曾在晚年最重要的《学术自述》(2011年)及《罗国杰生平自述》等回顾学术生涯的文章中追述学思历程，最终寄怀于德性论，并把自己的思想归结为一种“新德性论”或“马克思主义的‘新的德性主义’”，以进一步论定伦理学的功能与伦理学人的使命。他认为伦理学在各门学科之中是对于人的道德品质和思想素质的塑造最为重要的学科，其功能在于形成、教育、塑造和升华人的道德人格力量，其任务涉及人生观或人生意义以及实现和达到人生目的之方式手段。 罗国杰在早期主要是从强调道德和重视修养来理解儒家思想的，后来认识到古代思想家大多阐述德性问题，在20世纪80年代考虑谋划伦理学体系和框架时，自然使其对德性的认识与马克思主义、现实社会伦理和道德关联起来。《学术自述》中有一段话简要而集中地如此说道：“儒家的德性理论……对我产生了重要影响。……儒家思想和中国古代大多数思想家所论述的问题，都是从各个不同角度、不同方面和不同方法来研究、讨论和阐述人类社会中的德性问题。……在进一步的研究和思考中，我对儒家……有了较深刻的把握。因此，在建立新的伦理学的体系和框架时，我试图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抛弃其中的糟粕，吸取其中的精华，使我们的伦理学能够更加具有中国特色和中国气派。”[1]关于“进一步的研究和思考”应包含他在六十多年的学术生涯中对中国本土民族伦理传统的持续关注，也包括他在相关文章中提到的对中国、西欧、印度、穆斯林等文化伦理的比较和关注。[1](110-113) 上述关于“中国特色和中国气派”的话语至少有如下几层意思。第一，道德修养是儒家所重、伦理求索之终，这是罗国杰从早期到晚年一直学习、力行、研究伦理学，始终关注的一个中心问题。第二，德性问题似乎属于普遍主义和基础主义问题，具有某种传统性和根源性，为中西方古代多数思想家所分析和关切，现代性德性自然不能离其道而行之。第三，罗国杰的学术活动始终贯穿着他自身的感受和好恶，他在一生为之奋斗的事业中很强调从古到今的主流社会价值且为之探索、辩护，同时也有自身的独特认识和信仰并为之奋斗、付出。第四，罗国杰的德性论以实践的唯物辩证法为方法和立场，同时也以志道据德、依仁游艺的古学为根基和渊源，作为20世纪中国社会实践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或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重要标志性人物，他的德性论实可以说是中学传统、西学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一个典型。第五，在结合的具体方式上，罗国杰比较注重不同伦理思想的交流和比较，吸收和改造相关学术资源来建设伦理学体系，这在国内伦理学界建立系统思想的前辈学者当中是一个范例。他不仅对社会主流价值观和伦理学的重大理论问题，不断进行新的概括、新的论证、新的分析和新的突破，而且也追求心灵自由、独立思考，晚年倾心于德性问题，将伦理学研究进一步落实到关于德性的理论和实践，重视个体心性、自由思考、自由德性，这是他晚期伦理思想发展的一个值得关注之点。 中国传统道德重视“德性修养”同它的“德性论”紧密联系，伦理学是一门关于人的德性形成的理论和实践的科学。罗国杰的这一提法与他早期主持编纂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1982年)、《伦理学教程》(1985年)、《伦理学》(1989年)等系列著述，从“道德”概念出发界定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体系对伦理学研究对象的基本看法，大体上一脉相承，所不同的是：第一，对中国传统德性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关系的强调；第二，对伦理学的功能与学术关切在于“德性”这一重要论题的强调；第三，对道德概念的认识从意识形态、上层建筑规范系统的视角，转向沉思人的精神世界，以主体丰富、生动、深刻、多样的精神世界深层之德性为核心思考人的生存之境，由此深入观照、探察道德。这几个方面使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方法与德性统一起来，化理论为德性、化德性为方法，应该就是他所说的如何“使我们的伦理学能够更加具有中国特色和中国气派”所指。 “中国特色和中国气派”一词内涵大概有萨缪尔·亨廷顿新著American National Identity一书“Identity”欲表明的含义虽受外来影响但实有本土的、标志民族身份的“特性”。中国特色和中国气派某种意义上也是中国民族风格和民族特点的另类表述，这是20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潮在与西方自由主义伦理思潮(如西体中用论)、东方文化传统主义伦理思潮(如新儒家)相冲突、交流和融合中努力实现中国化的自我体现，更是中国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立足于本土致力于建设民族文化的基本追求。罗国杰对伦理学基本理论、社会伦理道德问题及主流道德价值的认识和论证，代表了20世纪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本土化、民族化的一个基本方向，他的思想形成和发展历程伴随着中国现代性或现代文明秩序的成长和建立，这个过程也是中国主流伦理思想有意识地或无意识地以欧美文化形态为背景或参照系统的发展。近代以来中国社会伦理思潮的发展一直受到欧美思潮的挑战和强势影响，即使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欧美思潮仍在升温，同时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也出现了守护传统或本土回归的潮流，在此环境下，罗国杰把马克思主义与传统德性思想结合起来，以回应社会发展伦理问题，建立具有民族特色和民族气派的伦理学。可以说，在中学、西学交流融合的环境下，罗国杰讲的“中国特色和中国气派”恰恰就是通过阐释伦理传统中的德性思想，融合“中西马”，使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体系更具中国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