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韩国经验的国家创新转型动力学模型体系构建

作者简介:
高锡荣(1963- ),男,重庆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教授,研究方向为技术经济及管理;张自欣,何洁,重庆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重庆 400065)。

原文出处:
研究与发展管理

内容提要:

以金麟洙《从模仿到创新:韩国技术学习的动力学》一书为研究对象,运用扎根理论方法进行了概念编码分析.根据编码分析所得各级范畴之间的逻辑关系,构建了由“财团培育”、“经济引擎”、“创新引领”等3个模块构成的韩国创新转型动力学模型体系.基于编码分析和模型体系,归纳出韩国创新转型的三大典型经验:企业的危机构建意识强;企业的海外发展意识强;企业的独立创新意识强。韩国的创新转型经验,对于我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期刊代号:C31
分类名称:创新政策与管理
复印期号:2016 年 08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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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编号:1004-8308(2016)02-0012-11

       创新转型是指一个国家、地区或企业由模仿状态转向创新状态的过程.一般而言,技术领先国家的发展是从自主研发开始的,而后发国家的发展则往往是从对技术领先国家的模仿开始的.模仿中的后发国家有两种前途,一种是始终跟在领先国家的后面模仿,即“模仿陷阱”;另一种是通过一段时间的模仿,找到了超越模仿阶段的路径,从而由模仿状态转向自主创新状态,即“创新转型”.

       回顾历史,成功实现创新转型的后发国家并不少见,例如,19世纪的德国,19、20世纪之交的美国,20世纪中后期的日本,20世纪后期的韩国,等等,都是在当时完成创新转型的典型.在这些典型之中,日本和韩国与我国在人种、地缘、历史、文化等方面有着高度的相似性,尤其是韩国,与我国一样经历了长期落后和挨打的历史.事实上,韩国直到20世纪60年代才开始走工业化道路,与我国的工业化起始时间大致相同,因此韩国的创新转型经验对我国具有最为直接的借鉴意义.

       金麟洙《从模仿到创新:韩国技术学习的动力学》一书,从政府引导、财团实施、教育支撑、出口政策、技术转移战略、研发政策、社会文化系统、私有部门战略等众多因素相互作用的视角,系统地论述了韩国20世纪后期创新转型的动力学过程,是迄今为止描述韩国创新转型经验最为经典的一部文献.但该书也存在一些明显的不足,其研究方法主要以案例描述为主,未能系统地构建韩国创新转型的模型体系,因而极大地限制了其学术水平和应用借鉴价值.面对该书所呈现的丰富多彩的创新转型经验素材,极有必要对该书进行系统的资源挖掘和理论整理,从中梳理出更加系统的创新转型路径线索,构建出韩国创新转型的模型体系,进而为我国企业当前的创新转型提供更有价值的借鉴.

       基于上述背景,本文拟以该书作为研究的原始材料,运用扎根理论对书中的原材料进行系统的编码分析,由下至上地归纳出韩国创新转型的理论模型体系.

       1 文献综述

       1.1 关于自主创新及其测度

       国内首次正式提出“自主创新”这一概念的是陈劲[1].之后,廖理[2]、杨德林和陈宝春[3]、杨晓玲[4]、赵晓庆和许庆瑞[5]、魏后凯[6]、刘凤朝等[7]、易先忠等[8]先后对自主创新的概念进行了探讨,确认了自主创新对于后发国家的重要性.自主创新就是“innovation”的中文表达.国外学者Anderson[9]曾采用授权专利数据作为技术创新的代理变量,Bilbao-Osorio和Rodríguez-Pose[10]则采用人均申请专利数据作为技术创新的代理变量;国内学者魏后凯[6]采用每百万人口的专利申请授权量来衡量国家或地区的自主创新能力,高锡荣和刘伟[11]根据专利授权量指标将技术创新的演化阶段划分为纯粹的模仿、创新式模仿、模仿式创新和原始创新等4个阶段.

       1.2 关于创新转型的演变条件

       Nelson和Phelps[12]认为一个国家的人力资本存量越高,新技术吸收和使用能力越强.Nicholla-nixon[13]认为后发国家或企业的技术吸收能力是决定其是否能够获得来源于外部知识并整合进入自身能力之中的关键.Benhabib和Spiegel[14]、Xu[15]测定了影响技术吸收能力的人力资本的“临界值”,表明一个国家只有达到人力资本水平的“临界值”才能获得明显的技术转移效果,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人力资本并没有达到这一临界水平.Keller[16]发现人力资本积累的差距导致了同样实行外向政策的南美洲国家和东亚国家技术吸收效果的不同.Borensztein等[17]研究发现只有当东道国的人力资本存量足够丰富时,东道国才能达到FDI的技术外溢临界水平,从而吸收FDI的技术外溢.Kim[18]和Schacht[19]认为在发展中国家从模仿创新到自主创新的演进过程中,技术能力的发展(亦称技术进步)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Griffith等[20]对OECD国家技术趋同的研究表明,技术吸收能力是决定国际技术扩散的关键因素.Carayannis和Formica[21]指出动态学习是在显性和隐性资源库的基础上创造、更新和升级能力的过程,包括渐进性技术变革、国际技术扩散和国内技术努力,后发国家或企业主要是通过“引进—消化—吸收—模仿”的渐进式路径学习先进技术以缩短技术差距.高锡荣等[22]运用三类专利的时间序列数据对日本的创新状态演进作了判断,认为日本大致在1985年前后实现了创新转型.

       1.3 关于韩国企业的创新转型

       Amsden[23]将韩国作为后工业化国家,认为技术引进在韩国工业化过程中占据重要地位.陆园园等[24]认为韩国企业是通过“引进—模仿—改进—创新”的技术路径实现了自主创新和技术跨越.蔡声霞[25]认为韩国企业得以快速发展的重要因素是其在产业发展中通过技术学习而不断积累技术能力.刘希宋等[26]认为韩国工业企业的自主发展得益于韩国政府所颁布的一系列政策.周晓艳和黄永明[27]认为韩国几乎所有的电子企业最初都是通过OEM战略进入国际市场的,OEM模式是后发国家技术创新的一条有效低成本途径.张文佳[28]认为大财团在韩国赶超历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李东华[29]则认为,韩国迅速形成自主创新能力的原因在于韩国善于利用国际资源,高度重视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和再创新.江沿[30]认为韩国企业创新的成功离不开政府的科学计划和有效组织.生延超[31]研究了韩国的技术赶超经验,认为一个国家和产业的技术赶超是与其拥有的技术能力密切相关的,并且认为产业技术赶超的实质是一个不断学习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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