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新文化运动”可说是民国思想史上的第一幕，影响既深且远。但仅就实质内容而言，这个第一幕却是“新意无多”。经过中西文化对比得出中国几千年历史是黑暗的皇权专制的历史、中国人有奴性因而需要国民性改造、个人解放、彻底批判儒学、以民主科学启蒙国人等五大“母题”，一直被认为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建构。其实，这五大母题在“戊戌—辛亥”时期已经论述充分、建构完毕。将从戊戌到五四这种“反传统”思潮与社会变动作嵌入式研究，即将社会思想、思潮嵌入历史的脉络之中，才能更好理解其产生的根源与意义。同样，这种研究又具有思想史研究的方法论意义。 1.中国历史是黑暗的皇权专制的历史 梁启超从维新时期到辛亥时期的一系列文章都反复强调中国自秦始皇建立专制体制以后，法禁日密，政教日夷，君权日尊。“君主者何？私而已矣；民主者何？公而已矣。”①“西方之言曰：人人有自主之权。何谓自主之权？各尽其所当为之事，各得其所应有之利，公莫大焉，如此则天下平矣。”相反，中国传统是：“使治人者有权，而受治者无权，收人人自主之权，而归诸一人，故曰私。”②在一些年后的《政闻社宣言书》中，他仍明确地说，在长期的历史中，“我中国国民，于专制政体之外，曾不知复有他种政体，则其反对之之意思，无自而生，不足为异也”；“我中国国民，久栖息于专制政治之下，倚赖政府，几成为第二之天性”③。直到1911年，他在《中国前途之希望与国民责任》中分析中国历史二千年皇权专制的地理与历史原因时，仍认为“我国二千年不能脱专制政体之羁轭，实地势与时势使然”④。不论他所分析的地势与时势是造成中国二千年专制的原因正确与否，重要的是他始终认为中国二千年的历史是“专制政体”。 谭嗣同在著名的《仁学》中写道，在漫长的历史中，君主将国变成自己的私有财产，“国与民已分为二，吾不知除民之外，国果何有？无惑乎君主视天下为其囊橐中之私产，而犬马土芥乎天下之民也”⑤。所谓“私天下”是矣。 严复在翻译孟德斯鸠《法意》的按语中断定：“中国自秦以来，无所谓天下也，无所谓国也，皆家而已。一姓之兴，则亿兆为之臣妾。其兴也，此一家之兴也，其亡也，此一家之亡也。”他甚至认为，同样是君主制，西方的君与民是真正的君民关系，因为君与民各有自己的权限边界。相反，在中国历史上，如果是盛世，君民关系是“父子”关系，如果是黑暗腐败之世，君民关系则是“主奴”关系，而无论是“父子”关系还是“主奴”关系，都是“君有权而民无权者也”。⑥ 相关论述引不胜引、举不胜举。“中国历史是黑暗的皇权专制的历史”这种建构在“戊戌—辛亥”时期即已完成，并非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创造。 2.中国人有“奴性”所以要改造国民性 由“中国历史是黑暗的皇权专制的历史”自然会引起另一个问题：为何如此？其中，维新思想家们认为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中国人的“国民性”中充满“奴隶根性”。 早在1899年，梁启超在《独立论》中就写道：“人而不能独立，时曰奴隶；于民法上不认为公民。”紧接着，自然要将此与中国社会、中国历史作一对照。中国传统社会是“身份社会”，“民”只是草民、贱民，是在君权神授下不具独立性的“臣民”。针对中国传统“民”没有独立性，总是期盼君主庇护的“国民性”，梁启超批判说：“仰人之庇者，真奴隶也，不可言也。呜呼！吾一语及此，而不禁太息痛恨于我中国奴隶根性之人何其多也。试一思之，吾中国四万万人，其不仰庇于他人者几何哉！人人皆有其所仰庇者，所仰庇之人，又有其所仰庇者，层积而上之，至于不可纪极，而求其真能超然独立与世界直接者，殆几绝也。”中国四万万人从民到官，一级一级“皆有其所仰庇者”，结果是：“而今吾中国四万万皆仰庇于他人之人，是名虽四万万，实则无一人也。以全国之大，而至于无一人，天下可痛之事，孰过此也。”他受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的影响，引述孟氏语进一步论述道：“孟德斯鸠曰：‘凡君主国之人民，每以斤斤之官爵名号为性命相依之事，往往望贵人之一颦一笑，如天帝如鬼神者。’孟氏言之，慨然有余痛焉，而不知我中国之状态，更有甚于此百倍者也。今夫畜犬，见其主人，摆颈摇尾，前趋后蹑者，为求食也；今夫游妓，遇其所欢，涂脂抹粉，目挑心招者，为缠头也。若夫以有灵觉之人类，以有血性之男子，而其实乃不免为畜犬、游妓之所为，举国如是，犹谓之有人焉，不可得也。”中国四万万无一“人”，全是奴隶，而且整个中国历史大都如此：“彼其论殆谓人不可一日不受庇于人者，今日不受庇于甲，明日必当受庇于乙，如彼史家所论，谓不可一日无正统是也。又其人但能庇我，吾则仰之，不论其为何如人，如彼史家所纪载，今日方目之为盗贼，明日已称之为神圣文武太祖高皇帝是也。故数千年来受庇于大盗之刘邦、朱元璋，受庇于篡贼之曹丕、司马师、刘裕、赵匡胤，受庇于贱种之刘渊、石勒、耶律、完颜、成吉思，皆靦然不之怪，从其摆颈摇尾、涂脂抹粉，以为分所宜然，但求无一日无庇我之人足矣。呜呼！吾不知我中国此种畜根奴性，何时始能刬除之而化易之也？”“此根性不破，虽有国不得谓之有人，虽有人不得谓之有国。”他的结论是：“今之论者，动曰西人将以我为牛马为奴隶。吾以为特患同胞之自为牛马、自为奴隶而已；苟不尔，则必无人能牛马之奴隶之者。”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