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闻报》是由严复、夏曾佑、王修植等人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十月初一日在天津创办的维新报刊。该报以宣传变法为职志，意在“通上下之情，通中外之情”①，自创刊之日起即发表了大量开通明智、呼吁变法的文章，对戊戌变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光绪二十四年(1898)三月初六日，在清政府和俄国人的双重压力下，《国闻报》为了“保全自主”，被迫“借助外援”②，转让给日本人。《国闻报》的此次转让仅是名义上的，主笔阵容依旧，报道内容受日本人影响较小。戊戌政变后，在清廷的高压之下，《国闻报》再次受到冲击，并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三月二十日彻底卖于日本人，严复、王修植等人离开了报馆③，其报道宗旨和内容也与此前大相径庭。 但从政变发生到彻底卖于日本期间，《国闻报》对当时复杂的时局进行了及时、深入的报道，深刻反映了戊戌—己亥政局的变动。面对政变后扑朔迷离的时局，《国闻报》自身的报道策略也几经调整，而每一次调整的背后，都折射出其与清廷关系的疏附离合。目前，学界对《国闻报》的研究多侧重于其在戊戌变法中的作用，对其在戊戌政变后的报道内容虽有所涉及，但却失之简略④。有鉴于此，本文拟对此期间《国闻报》的报道内容进行深入分析，从而观察戊戌—己亥政局的走向，进而探讨戊戌政变后清廷与趋新士人关系的离合。 一、与“康党”划界靠拢清廷 曾经为戊戌变法大声疾呼的《国闻报》在政变后并没有改变呼吁变法的宗旨，但面对政变之初云谲波诡的复杂时局，《国闻报》并非像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没有退缩”，“仍然是以显明的态度，对改革派表示同情与支持”，而是适时调整策略，及时表态，与“康党”划清界限，拥护政变后的慈禧太后，将继续变法的希望寄托于清廷。 光绪二十四年(1898)八月初六日政变发生，慈禧太后训政，拿问康有为。随后几天，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杨深秀、徐致靖、张荫桓等人被捕。《国闻报》很快得到消息，并于八月初九日报道了天津政变后的情形。八月初十日，《国闻报》便刊出《恭纪太后训政事》，表达了对时局的态度。该文一反维新变法中紧随康梁、积极报道“康党”变法活动的做法⑤，不点名地批评了“康党”的“结党营私”，指出，当胶州、旅顺、大连“相继沦胥”，皇上力图变法，挽救危局时，“草莽新进之士，闻风而起，众啄雷鸣，一人攘臂，百夫拾决”。然而，这众多附议变法之人，“迹其论事之心”，约分三种。其一“则思以危言悚论劫持朝局，使将来新建之策，新进之人，天下英雄，尽入吾彀，牢笼宙合，志在非常，此一流也”。其二“则流涕上书，苟图富贵，谏书朝上，恩命夕颁，自以为非常之宠遇，夸耀朋侪，光辉门族，升官发财之外，别无他求，此一流也”。其三“则始本愿谨，亦深知瓦缶争鸣，必非久局。而若则以数纸之书，位跻卿贰。若则以一命之士，职掌多财，鸣吠相闻，触喉技痒，遂变初志，希附末光。此又一流也”。显然此中所说的“其一”即指康梁，“其二”、“其三”即为附和康梁者，合三为一即是“康党”。接着文章对上述“三流”提出批评：“嗟乎！若此之流，其为苟便身图，无补国计，深识之士，必辨其微。然而其始也，枢臣侧目，莫敢先言，疆吏咨嗟，但闻咋舌，亦谓苟全名位，遑恤其他。乃未几而礼部六堂一朝去位，枢廷四弼相率登朝。在旧臣则骎骎乎有我躬不阅之忧，而新进则汲汲乎有党羽将成之势。甚者乘机煽乱，离间宫闱，遂使皇上孝治天下之心与皇太后慈爱臣民之念，一家之事，判若两途。植党营私，诡为得失，狗彘之肉，其足食哉！”这里所说的“礼部六堂一朝去位”、“枢廷四弼相率登朝”、“新进”“有党羽将成之势”、“乘机煽乱，离间宫闱”，都是在批评“康党”，且可谓严厉。随后，文章明确表达了对慈禧太后训政的支持：“所幸皇上圣明，于危疑震撼之交，吁请训政。而皇太后垂念时艰，俯如所请。盖致是而谣诼之风得□稍息，皇太后、皇上以孝慈治天下之心，亦庶几大白于天下矣”⑥。从文章的内容可见，《国闻报》的消息非常灵通，在八月初十日已经得到“康党”获罪是因为“乘机煽乱，离间宫闱”的消息。因此，《国闻报》迅速表态，批评“康党”、拥护太后。只要联系维新变法中，《国闻报》曾对康梁的变法活动及时报道、大力支持，并因此被人指为“真康党”⑦，我们便可以清楚地看到《国闻报》政变前后的态度转变。 八月十一日，《国闻报》又以《汪进士呈文》为题，刊登了政变前汪康年关于“康党”奏劾其抗旨不交《时务报》的申明，后附“本馆谨案”。在“本馆谨案”中，《国闻报》明确将戊戌变法中的“康党”与“新党”区别开来，称：“新党议论之盛行，始于《时务报》。新党人心之解体，亦始于《时务报》。自汪、梁之狱起，识者已知维新党之厄运将临。咨嗟太息，欲为保全者，颇不乏人。而康党不悟也，怙而不改，遂有今日。独惜新党中多有并非康党中人，而亦横罹其祸者。故先箸录此文，以见新党中又自分党，不能以康党一概相量也。”⑧这里，《国闻报》之所以于政变后亟亟刊登这一呈文，突出汪康年与“康党”政变前的矛盾，意在将包括自身在内的“新党”与“康党”区别开来，“以见新党中又自分党”，从而保护“新党”免受牵连。同一天，在得知荣禄奉旨进京的消息后，《国闻报》再度表达了同样的意愿：“中堂此行，其庶几与父言慈，与子言孝，使中国臣民外人观听，晓然于皇太后之训政与廷旨之密拿康有为，不过罪康有为一人，而于皇上数月以来维新变法之事，三五新近之臣，均无所妨碍，则中国之幸，即支那皇太后、皇上万寿无疆之福。是所望于社稷之臣矣，此外臣之愿也”⑨。《国闻报》的态度非常明确，既然“康党”获罪已无可挽回，只能与“康党”划清界限，以求自保，并保护其他参与变法之人，继续呼吁推行“维新变法之事”。 八月十三日，《国闻报》刊出《圣躬欠安》消息，称：“日来皇上圣躬殊觉不适，其病症大约是食不消化，因而成痢。皇太后怒御前太监服事(侍)不周，责毙数人，并另派太后处熟悉当差之内监八人，在皇上左右留心伺候。传说如此，未知确否。”⑩其实，皇太后责毙太监并非因为服侍不周。当时流传的说法是，太后杖毙了皇上身边的亲信太监，换上自己的耳目。而《国闻报》却选择了这样一种有利于太后的说法，无疑说明政变之初的《国闻报》，并没有与太后为敌，而是在报道中尽量维护训政后的慈禧太后。 然而，清廷并没有像《国闻报》期盼的那样，只罪康有为一人，而是于八月十三日对戊戌“六君子”不审而诛。八月十四日，清廷发布上谕，宣布了“康党”罪状：“乘变法之际，隐行其乱法之谋。包藏祸心，潜图不轨。前日竟有纠约乱党，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及朕躬之事。幸经觉察，立破奸谋”；并说明朝廷政策，即“此事为非常之变，附和奸党，均已明正典刑。康有为首创谋逆，罪恶贯盈，谅亦难逃显戮。现在罪案已定，允宜宣示天下……至被其诱惑、甘心附从者，党类尚繁，朝廷亦皆察悉。朕心存宽大，业经明降谕旨，概不深究株连……所有一切自强新政，胥关国计民生，不特已行者即应实力举行，即尚未兴办者，亦当次第推广，于以挽回积习，渐臻上理，朕实有厚望焉”(11)。清廷除了说明“康党”的罪状外，还有两个重要表态：一是表示余党“概不深究株连”，二是表示新政将“次第推广”。“不深究株连”余党、继续新政，这是政变后无数趋新之士的期盼，清廷的这一表态对于惶恐不安的人心，无疑是一种安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