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的“资本家”  

作 者:

作者简介:
徐天娜,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 210023

原文出处:
江苏社会科学

内容提要:

早在“洋务运动”后期,西方语境中的capitalist即已进入中国,在华传教士开始以“资本人”、“资本主”、“富翁”、“财东”等对译之。明治中后期,日本学者在中国译词基础上创制了“しほんか資本家”(shihon-ka)一词,逐渐被作为固定的社会经济学术语广泛使用。甲午中日战后,“资本家”开始进入中国,随后不同的群体出于不同的诉求赋予其不同的意涵,“资本家”渐成一个惯用术语。“五四”之后,李大钊、陈望道等人将马克思主义中的抽象定义引入,致使“资本家”发生“概念变迁”,由意涵较为单一的社会经济学术语向拥有特殊意涵的社会—政治概念转变,表现出明显的阶级化走向。梳理“资本家”概念在近代中国之生成、演变过程可发现,各类话语中的“资本家”实际上都是一种作为他者身份的指涉,存在自我认同的困境。


期刊代号:K3
分类名称:中国近代史
复印期号:2016 年 08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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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从两条定义说起

      中国词典中关于“资本家”的定义有两种:1.“占有生产资料,自己不劳动,依靠剥削雇佣劳动、榨取剩余价值为生。”①2.“占有生产资料,依靠雇佣劳动取得剩余价值的人。”②这是被安置于统一话语之下的“资本家”定义,但其意涵已发生变化。较晚的第二条定义虽仍是马克思主义式的表述,但其中去掉了“剥削”和“榨取”这样激烈的用词,且有意突出了“资本家”的资本运作而淡化其“剥削性”。为何会有这种转变?简单来说,这是1992年初邓小平“南巡讲话”解决了困扰当时中国改革中姓“资”姓“社”问题之后的结果。被视为“春天”的“南巡讲话”使人们对“资”的最后一点恐惧彻底消除,曾长期遭受压制的“资本”被释放出来。出于发展经济的需要,对“资本家”的定义做出去“阶级化”的调试成为可能。但在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政治语境中,官方在表述上却一直规避“资本家”这个概念,更多地使用了“民营企业家”或“私营企业主”、“实业家”或“民族资本家”等概念。这些情况正好说明,人们耳熟能详的“资本家”概念,其历史过程可能并不那么简单。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国语境中的“资本家”概念始终存在历史身份的转换和现实社会运用的尴尬矛盾,二者并不和谐。其实,“资本家”是“资产阶级”概念个体化的表述,它与“资本”、“资本主义”构成三位一体的概念群,对认知近代中国社会流动和政治斗争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讨论这个概念的生成、演变过程成为必要。

      目前从概念史的角度对中国语境中“资本家”进行的研究非常少,仅有德国学者李博在《汉语中马克思主义术语的起源与作用》一书中对“资本家”在中日语境中产生的根源及原因做了简单的语义学上的追溯和分析。但李博所关注的层面仅限于中国语境中作为马克思主义术语的“资本家”③。其他相关的研究还有:王立达编的《现代汉语中从日语借来的词汇》中把“资本家”当作一个现代日语借词来对待,简单地考察了“资本家”这一词汇的跨语际交流情况④;在刘正埮、高名凯等编的《汉语外来词词典》中,“资本家”同样仅被当作一个普通的“和制汉语”对待,编者们只是很简略地追溯了中国语境中“资本家”的词源及该词被现代人们所使用的普遍定义⑤。而《五四以来汉语书面语的变迁和发展》一书中,“资本家”仍被简单地当作一个日语借词,进行了简短的介绍⑥。由此看出,学界对中国语境中“资本家”一词的研究尚有不足。本文旨在通过梳理“资本家”进入中国的路径、分析其概念的演变过程,进而阐明其作为“他者”的概念这一事实。

      一、“资本家”的诞生

      在现代汉语中,“资本家”是一个日语反借词,成为抽象概念是比较晚近的事。由于“资本家”是一个组合词,追溯其词源须从“资本”说起。拥有现代意涵的资本概念较早见于19世纪中叶在上海刊行的《六合丛谈》中,有“行商赀本”一说⑦。在中国较早的三部汉英词典中,“资本”一词也已出现:1871年德国传教士罗存德编著的《汉英字典》中出现了“资本”一词⑧;1872年美国传教士卢公明编写的《英华萃林韵府》中,“资本”词条对应的英文是“means or capital”⑨;美国在华传教士卫三畏编写的《汉英韵府》于1874年出版,在该词典中“资本”被解释为“capital in trade”⑩。这三本词典在中国问世时,日语中尚未出现“资本”一词。

      到19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日语中才出现了现代意义上的“资本”。1881年小崎弘道在《六合杂谈》上发表了《近世社会党起源论》一文,旨在宣传基督教,但其中也介绍了很多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并用到了“资本”(shihon)一词。这里的“资本”(shihon)就是西欧社会中capital的日语对应词,也是社会主义中“劳动”一词的对立词(11)。此后,拥有现代意涵的“资本”在日本开始广泛使用,并于19世纪末完成概念定型。

      甲午中日战后,“资本”(shihon)开始进入中国。在最初的一段时间里,西语词capital在汉语的译词有多种形式,如在1885年由英国圣公会在华传教士傅兰雅以英国钱伯斯兄弟的Political Economy(12)一书为底本口译的《佐治刍言》中用的“资本”(13);严复在1897年翻译斯宾塞的Study of Sociology(《群学肄言》)时用的“母本”;在1897-1900年严复翻译亚当·斯密的The Wealth of Nations(《原富》)时用的“母财”。但傅兰雅使用的“资本”没有扩散开来,而严复的译词也没有被后世采用,因此,现代汉语中使用的“资本”的绝大部分意涵还是取自日本。

      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说》第十四节《论生利分利》中同时用“母财”和“资本”来对应capital。文中“资本”使用了18次,“母财”使用了31次(14)。可以看出,在梁启超那里,严复所用的“母财”和现代日语新借词“资本”获得了基本同等的地位(15)。在之后的发展中,“资本”的影响越来越大,逐渐超越了其他译词而获得优势地位。最终的结果是,capital的中文译词渐归于一,“资本”作为社会学和经济学术语的倾向日益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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