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经济学、管理学等社会科学不同，甚至与人文科学中的某些学科(如历史学)也不同，哲学研究的评价标准一向是比较模糊的。不同的哲学二级学科，甚至是同一个二级学科中的不同流派之间，在研究范式方面都会有比较大的差异。拿史学研究来说，在史学界，研究隋唐史的专家与研究古罗马史的专家一般都只会认为：彼此之间的学术研究方式的差异，仅仅是“学术分工”使然。研究中国史的专家不会认为国外汉学的研究与己无关。譬如，国内的清史专家一般都会去关注美国汉学家史景迁(Jonathan D.Spence，1936- )的相关著作。与之相比较，在哲学领域内，研究分析哲学的中国学者与研究欧陆哲学的中国学者之间的范式冲突，有可能已经激烈到“否定对方是在进行真正的哲学研究”的地步；此外，在中国哲学的研究领域内，大多数研究者也不会去关心英文哲学期刊《中国哲学》(Chinese Philosophy)与《哲学东方与西方》(Philosophy East and West)上发表的文章说了些什么。笔者本人甚至还曾在私下场合听过研究中国哲学的本土学者与美国学者之间的相互抱怨：美国学者抱怨中国学者的论文堆砌史料、缺乏观点，中国学者则抱怨美国学者“六经注我”、穿凿附会。 若在整个亚太的地域背景中审视中国的哲学研究评价体系，我们还会发现：中国大陆哲学界的情况其实与日本哲学界的情况略为近似，而与中国的港台地区以及韩国大为分殊。根据笔者与不少日本学者(如日本哲学会会长、维特根斯坦专家饭田隆先生)的私下访谈所获取的资讯，日本哲学界并没有针对英文论文发表的专门激励措施，目前大多数日本哲学工作者依然习惯于用日语来进行哲学写作。与之相比照，在最近几年来，无论是我国港台地区还是在韩国的哲学界，在国际主流A&HCI(国际人文艺术类杂志索引)或PI(国际哲学期刊索引)杂志上的发表成绩，已经成为了相关高校或研究院所遴选工作岗位竞争者的最关键指标。 从历史角度看，包括港台在内的大中华地区与韩、日均属于广义上的“汉字文化圈”，当下的哲学评价标准却产生了如此巨大的分殊，背后缘由着实令人玩味。依据笔者浅见，相关原因，或许与“路径依赖”机制和“学术消费市场体量”的大小相关。 先来看“路径依赖”机制。从西洋哲学在整个亚洲的传播史来看，日本其实是这个横亘数国的“接力棒游戏”的“第一棒”，大量关于西方哲学的新名词(包括“哲学”、“美学”、“认识论”等)都是从日本传入中国的。“一战”结束后，大批像田边元(1885-1962)、九鬼周造(1888-1941)、和辻哲郎(1889-1960)、三木清(1897-1945)这样的优秀日本哲学家赴德、法学习，获得了关于胡塞尔、海德格尔、伯格森等世界一流哲学家的资讯，也奠定了日本哲学通过亲近欧陆哲学来实现“国际化”的基本发展路径(从当时的世界哲学发展趋势来看，这一路径选择的确具有极大的合理性，而这里提到的这些日本哲人，也正是通过汇通东西哲学资源而逐一成长为巨匠级别的思想家)。但是在纳粹掌权后，欧洲哲学人才大量流入英美，哲学话语权力亦开始“英语化”，与德国关系更为密切的日本却因为“路径依赖效应”而丧失了跟踪这一世界哲学变化潮流的能力。战后，虽然有诸如大森庄藏(1921-1997)这样的留美哲学家回到日本传播分析哲学，但是“路径依赖”所造成的哲学界格局已定，新的国际化战略反而遭遇了旧的国际化战略所形成的定势的阻挠。与之类似，我国的西洋哲学研究的历史虽然滞后于日本，但是偏重于德系哲学的“路径依赖”效应却似乎还是重复了日本所已走过的道路，而当前从英美学成归国的中国年轻一代哲学人才在学科评价标准方面与老一代学人之间的思想碰撞，亦类似于日本当年的大森庄藏与欧陆派的本土哲学家之间的思想斗争。反观韩国：1945年半岛光复后，出于“清除日据时代影响”的考量，韩国在文教方面向美国全面靠拢，结果反而阴差阳错地赶上了英语世界代替德法控制西方哲学社会科学话语权的新时代。再来看我国台湾地区：国民党政权败退到台湾后，岛内哲学界的班底，其实是以胡适为代表的英美系文科学者为主(而贺麟、宗白华等欧陆系的哲学家则留在了大陆)，这在客观上使得日后的台湾哲学形成了“追踪英美”的思维惯性。至于香港，在回归前其文教系统本来受英国影响就颇深，今日的哲学教研体系自然依然带有英伦色彩。 再来看“学术消费市场体量”这一因素。中国的哲学人口雄踞亚洲第一，即使彻底抛开国际学术体制，也可以凭借本土的学术消费市场而自给自足。日本虽在接受西方文化的开放性方面超过中国，但是日本人文学界对于日语有一种高度的自恋心态，①对“走出去”缺乏热情。反观韩国与中国港台地区，哲学产品的消费市场极为狭小，若不依靠海外的学术评价体制得来的反馈，哲学工作者简直就无法证明自身的价值。但这也反而产生了倒逼机制，使得学者们不得不往“国际化”的方向上去严格要求自己。 以上，我们已经在发生学的层面上，将亚太各个国家或地区的哲学界各自的评价规范机制背后的成因予以展现。但仅分析到这一步，我们还是无法在“规范性”的层面上论证：为何接受现在以英语世界为主导的国外哲学学术教研范式是合理的。有鉴于此，作为“国际化战略”的坚定支持者，笔者将首先一一剖解国内同仁关于该战略的四个理解误区，而后再从正面就如何推进这一战略提供些许管见。 一、四个理解误区 第一个误区：担心“国际化”既会影响我们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哲学话语体系，又会导致中国传统文化在“西化表述”中丧失其特质，因此，在潜意识中对国际化的研究方向总体上持消极态度。根据笔者的观察，很多持有某种文化保守主义态度的学界同仁都持有此类观点。在他们看来，按照国际的流行学术规则来诠释本土文化资源，要么就会食洋不化，要么就会数典忘祖，最终使得中国文化的基本特质难以保全。而中国13亿人口，本不必仰洋人之鼻息，完全可以支撑起一个本土化的、自给自足的学术市场。② 这样的论证，虽易激发读者的民族主义感情，却颇有混淆概念之虞。在笔者看来，“国际化”的真实含义，无非是让国际学界能够相对轻松地理解本土学者的思想创见，而不是让中国学术界成为西方的思想殖民地(这里显然牵涉到对于“殖民化”与“国际化”之间界限的把握问题，详后)。我们不妨可以举个与之平行的例子：海德格尔的哲学以晦涩难懂著称，很多接受分析哲学训练的美国学者都敬而远之。但是在美国哲学家德瑞福斯发表了其关于海氏哲学的解释性著作《在世界中的存在——对〈存在与时间〉第一部分的注释》之后，③更多的美国学者便开始认真对待海德格尔，当下英语世界的海氏哲学研究也的确颇为繁荣。④显然，要让海德格尔被美国同行所接受，德瑞福斯等美国“海学”专家就不得不让其解读成果符合北美地区的表述习惯与学术规范，这样才能够将海氏哲学从一种德语世界的地方性哲学，提升为泛西方意义上的精神财富。然而，如若按照某些文化保守分子的观点，按照非德国人(如美国人)的思维方式去重新解释作为德国哲学大师的海德格尔，就必然会阉割被解释对象的“真精神”，导致前者对于后者的“思想殖民”。但在笔者看来，这一忧虑的确有点言过其实。不难想见，倘若我们真的按照这种偏执的“反殖民主义”思想去反思西方哲学史(遑论中西之间的思想交流史)的话，我们就会惊讶地发现：我们所敬仰的那些大哲学家，其实都是些不折不扣的“殖民主义者”(譬如，阿奎纳通过拉丁语完成了对于说希腊语的亚里士多德的殖民；康德则是通过德语完成了对于说英语的休谟的殖民，等等)。这样一来，整部西方哲学史就难以避免被读解为“西方哲学家之间的相互歪曲史”了，吾辈钻研西方哲学史的意义亦会随之丧失。但是，只要我们转化一下上述“反殖民主义”论调中的修辞色彩——譬如，将“殖民”替换为“移民”或“交流”——我们就会发现：不同民族之间的思想交流，本是哲学思想发展过程中既难以避免，又往往会带来意外之喜的常见事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