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契哲学的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从那时起，冯契哲学的研究始终是在两个不同的向度中展开的：一个是中国哲学史的向度；一个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向度。在20世纪90年代，我是从第二个向度来研究冯契哲学。当时，我和李维武合写了《重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可贵探索——冯契先生〈智慧说三篇导论〉初探》一文。在这篇文章中，我们明确地把冯契先生定位于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进而阐明冯契先生“智慧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性质及其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变革的贡献。这是国内最早把冯契先生定义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并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视角来评价冯契哲学的价值的论文。我们写这篇论文时，冯契先生的《智慧说三篇》尚未出版，我们所能读到的，只是刚刚发表的《〈智慧说三篇〉导论》。在这篇《导论》中，冯契先生主要论述他成长为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道路和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及哲学史观，所以，我们当时也只能从单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向度来研究冯契先生的“智慧说”。之后，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以《冯契文集》的形式不仅出版了冯契先生有关“智慧说”的全部文献，而且还将冯契先生先前完成的《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和《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纳入其中。这就比较完整地展现了冯契哲学的学术理路，使我们能够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哲学史两个向度的结合上读冯契先生的“智慧说”，领会冯契先生的哲学思想。这时，我感到，我们先前对冯契先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论述过于单薄。我们只是把冯契先生的“智慧说”放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框架中讲，而没有放到中国哲学史的框架中去讲，更没有在这两者的结合上来讲，所以，我们只讲了冯契先生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变革的贡献，而没有讲冯契先生在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的关系，并以此揭示中国传统哲学创造性转化方面的理论贡献。两者相比，后者是冯契先生哲学中更为重要的，也是对于我们今天思考中国哲学的21世纪发展更有意义的方面。基于这一思考，本文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结合点上探讨冯契先生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方面所作出的理论贡献。 一 冯契哲学的双重身份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是在两种不同的话语系统中展开的：一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话语系统，一种是中国哲学史的话语系统。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话语系统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是接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问题讲，它所探究的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马克思哲学和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的源流关系，以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的联系和区别；在中国哲学史的话语系统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是接着中国传统哲学的问题讲，它所探究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之间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中国哲学的一部分如何可能以及它在中国哲学中的身份和地位。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都是在前一种话语系统中讲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问题，与之不同，冯契先生则是在后一种话语系统中讲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问题。通常，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话语系统中讲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问题，只需要具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修养就可以了，而在中国哲学史的话语系统中讲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则需要同时具有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两个领域的理论修养。冯契先生正是因为同时具有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两个领域的理论修养，才开创了从中国传统哲学变革的视角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彰显了自己的研究特色和独特的理论贡献。因此，我们要充分地了解冯契先生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方面成就，首先要明了他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和中国哲学史家的双重身份。 其实，对冯契哲学作双重身份定位的，正是冯契先生本人。冯先生在《〈智慧说三篇〉导论》中，把自己的人生道路和治学精神提炼为“化理论为方法，化理论为德性”。他说：“哲学理论，一方面要化为思想方法，贯彻于自己的活动，自己的研究领域；另一方面又要通过身体力行，化为自己的德性，具体化为有血有肉的人格。只有这样，哲学才有生命力，才能够真正说服人。”①冯先生所说的“化理论为方法”，讲的是他自己的治学之道，即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为方法治中国哲学，以中国哲学的发展史来展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他所说的“化理论为德性”，讲的是他作为哲学家的品格，即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的和实践的精神，并把它转化为自己的哲学精神。冯契先生正是以这种精神进行哲学创造，一方面把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辩证法理论化为自己的德性，彰显了他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品格，另一方面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为方法研究中国哲学史，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史的融合中创造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展现了他的哲学既不同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又不同于中国传统哲学的独特的理论品格。正是这样一种理论，表现了冯先生同时具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和中国哲学史家的双重身份，同时也决定了他的哲学理论必然具有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哲学史的双重性格。 对于冯契先生的双重哲学家的身份及其哲学品格，我们还可以从他对“化理论为方法”内容的具体阐发中作进一步的理解。他说：“就‘化理论为方法’说，我主要运用辩证法于中国哲学史研究，贯彻了‘哲学是哲学史的总结，哲学史是哲学的展开’的观点。当我把实践唯物主义辩证法理论作为研究方法，运用于中国哲学史领域，力求按历史的本来面目来了解它时，很自然地表现为实践唯物主义辩证法理论在中国哲学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展开，同时它又成为中国哲学史的概括和总结。这样一来，哲学当然就有了一种新的面貌，不仅不同于一般哲学教科书的那种形态，而且具有了中国特色、中国气派，成为中国哲学传统的有机组成部分。”②在这段话中，冯契先生提出了他研究中国哲学史的两个方法论原则： 其一，以“哲学是哲学史的总结，哲学史是哲学的展开”为原则，创造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的新哲学。我们知道，把哲学与哲学史有机地结合起来，从哲学的高度来叙述哲学史，从哲学史来讲哲学，最早是黑格尔提出来的。黑格尔提出这一观点，是为了开创哲学史这门学科，强调哲学对于哲学史研究的意义，同时他也以此为哲学研究的原则。他说：“我们的哲学，只有在本质上与此前的哲学有了联系，才能够有其存在，而且必然地从前此的哲学产生出来。因此，哲学史的过程并不昭示给我们外在于我们的事物的生成，而乃是昭示我们自身的生成和我们的知识或科学的生成。”③在这里，黑格尔提出了研究哲学的一般原则，即哲学的任务是昭示人类的理性，而这一任务只有通过描述人类的精神运动，即通过哲学史的研究才是可能的，反之，如果不探究人类的精神运动，不研究哲学史，仅仅讲哲学的外在条件或空洞的哲学概念，是不可能到达人的理性的，这样讲出来的，只是意见，而不是哲学。由此看来，冯契先生把“哲学是哲学史的总结，哲学史是哲学的展开”作为他研究哲学原则，首先是遵循了黑格尔提出的哲学研究的一般原则，强调他的哲学不是照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理教科书讲，而是通过中国哲学史的考察，揭示中华民族的理性运动及当代精神。但是，冯契先生又不像黑格尔那样只讲单一的西方的理性精神，而是在中西方精神的会通中建构一种新的理性精神，这就是他所说的，“把实践唯物主义辩证法作为方法，运用于中国哲学史领域”。我们知道，实践唯物主义辩证法，是发源于西方的哲学，而中国哲学史是从中国的文化传统中生长出来的，冯先生要求把这一发源于西方的哲学运用于中国哲学史领域，就有一个中西结合的问题，而在这种结合中创造出来的哲学，当然既不可能是单一的具有西方哲学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亦不可能是单一的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哲学，而必须是这两种哲学的融会贯通。由此决定，冯先生所创造的哲学，不可能只有单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或中国传统哲学的身份，而必然同时具有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双重身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