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围绕多元现代性问题的争论仍然构成现代性版图的一块核心论域。在伴随现代性规划而不断重构现代性话语的过程中，关于多元现代性问题本身存在一种争论范式的转换：新近在现代性的图景和理解上的日益多样化，促使现代性议程远远溢出20世纪中叶那种基于涂尔干与韦伯等人的经典现代化理论①所推行的现代性同质化趋向和霸权主义的语境，以及由此而引发的现代性与反现代性之争(最为显著地体现在亨廷顿关于西方化与反西方化这一“冲突”格局的系统阐述里②)，转而更加侧重于讨论在承认现代性一经诞生就在其内部多重层面上(文化方案、经济规划、政治策略、意识形态建设等)存在不断多样化和持续自反性这一共识下，如何安置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间的关系，亦即这样一个争论：是将现代性无论在地缘意义上还是其概念内涵上均显现出的多元化趋向理解为现代性向后现代性的某种根本的范式转换，还是如哈贝马斯所主张的将这种现代性的多元化趋向理解为现代性自身不断展开的内在品格，以及这种立足于多元化的视角重释现代性的倾向和意图本身就构成了现代性文明的一种固有成分?在策略与制度的意义上，这仍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议题，但关键一点在于承认现代性内涵的多元化趋向这一基本事实。诚如多元现代性观念的主要倡导者艾森斯塔德所指出的：“当代舞台的特征，是以下两方面的结合：一方面是对现代性的不断重释日益多样化，一方面是多元的全球趋势和相互参照点的发展。”③ 尽管早期现代性批判聚焦于经典现代化理论所预先假定的“现代化=西方化?”这一基本框架并试图揭示其背后暗含的中心(霸权)主义立场，但诸如韦伯这样的早期现代化理论倡导者已经察觉到了现代性的一个本质特征：“现代性的文化方案带来了人的能动性和人在时间之流中的位置的观念的某些独特转变。”④换言之，这里承诺了一种现代性信念，即通过人的自主的能动性可以实现诸多的可能性。显然，这里包含了一种对已有秩序强烈的反思意识。艾森斯塔德进一步强化了这一现代性反思意识的独特性： 现代性的反思特征的程度，超出了轴心文明中成形的反思意识。在现代方案中产生的反思意识，不只是集中于这样一种可能性：在特殊的社会或文明中流行的核心的超验图景和基本本体论概念，可能存在各种不同解释；它还走向了对与它们相关的这类图景和制度给定性的质疑。它导致了这样一种意识：可能存在事实上可以争辩的多元图景。⑤ 需要强调的是，这一立足于现代性反思维度的多元图景触及两个相互关联的层面。一方面，将近一个世纪以来的现代化现实进程中凸显出一种显见的地缘多元性。“二战”以后的社会实践表明，在不同社会的广泛的制度领域里，诸如经济结构、政治结构、教育制度、大众传播以及都市化等规程中，产生了一种“趋向结构分化的普遍趋势，与此同时，界定和组织这些领域的方式在它们的不同发展阶段则大相径庭，从而引发了多元的制度模式和意识形态模式”⑥。另一方面，那种现代性内部的自我反思和批判的意识在技术现代性进程中得到了明确的表达。显然，技术语言表面上的非地域性掩盖了技术本身多元分化的现状，而实际的现代世界的技术化进程表明，技术表达、技术应用及其与世界的关联绝非是线性决定的，而是存在某种诸如贝克和吉登斯等人所揭示的“自反性”，亦即技术“逐渐从其军事功用和经济功用的情境中挪移出来，其功能性的分裂以及它作为一个自治的亚系统的确立恰如天赋的封建秩序在工业社会中的废除”⑦。技术的功能分化并不是如传统现代化理论所认为的那样是“自然”而来的，而是一个实质性的“分割过程”。在此过程中，“亚系统之间的界限可以通过合作进行不同的规划，换言之，多价位的、允许矛盾情感和越界可能性存在的系统的形成问题现在成了中心问题”⑧。 无须赘述这一技术自反化的详细过程及其与地缘多元性的内在关联，事实上如贝克所言，在政治结构、经济结构以及文化建制等各种各样的现代性规程中均广泛地存在这种来自内部的自反化运作。这里只需聚焦这样一个关键点，即技术的自反化重塑伴随着技术语言的重新整合，在技术表达的层面上，这一内在关联显示出某种明确的话语秩序或语义规范，后者为多重技术系统间的合作与沟通提供了重要的平衡。重点在于，这一技术话语及其实践的规范品格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推衍至整个现代性规程及其话语实践。这一点一方面依赖于如下显著事实，即关于技术问题的反思与重释本身就构成了现代技术实践的一个关键要件，而现代技术实践又构成现代化进程的核心动力；但更重要的是，技术表达中所凸显出来的话语秩序是现代性话语实践吁求规范性平衡的内在结果，同时，技术内部的自反性促使技术表达重塑为多重的“亚系统”，由此便导致了技术实践的多元化并且衍生出不同技术系统间的冲突与对话的相关问题。这里触及技术现代性进程中的某种“两重性”：一方面是技术功能多元分化的倾向，另一方面，则是技术话语吁求规范秩序并由此平衡不同亚系统间冲突的倾向。进一步，这种两重性在对现代性予以概念化的过程中标识着一个至关重要的维度，简言之，它触及“普遍性—情境性”这一概念框架。 问题在于，究竟在何种意义上将多元现代性之争的核心内涵落实在普遍性与情境性之间的概念冲突与交融?恰恰在这里涉及如何理解“多元”这一观念。在对“多元现代性”概念内涵的剖析中，至关重要的一点是，无论是社会实践的地缘多元性，还是现代性内部的自反化运作，如果最终不是简单地归于一种价值无涉的中立化经验描述，那么就必须为这一现代性的多元状况给出具备规范内涵的重释。换言之，“‘多元现代性’不仅仅是一个描述性概念，而且也是一个规范性概念”⑨。重要之处在于，不能简单地将这种规范性重释视作是对现代性多元状况之内涵的外在反思与补充，而是诚如我们在对技术功能多元分化的刻画中已经看到的那样，这种规范性诉求缘于“多元现代性”观念的内在本质并且在概念层面上亟待系统而深入的哲学形塑。 那么，该如何理解“多元现代性”之规范性内涵?着眼于普遍性与情境性的对峙这一维度，前文有关现代技术实践与技术话语之间关系的讨论多少已经切近了这一问题。事实上，技术话语背后的普遍同质化的倾向与具体技术实践所遭遇的情境异质化的趋向被并置于技术现代性的自反化运作中，为了规避在技术功能多元分化过程中所潜藏的相对化风险，在技术表达的层面上，就需要在多重亚技术系统间保持一种可调节的动态平衡，后者植根于技术话语的语义规范性。同时，在地缘化的具体技术实践中，技术功能强大的普遍可欲性掩盖了共同体成员间的相互承认这一前提，换言之，技术在其现代化进程中之所以未被其自反分化所肢解，其原因不仅在于显现于技术话语实践中的语义规范性，而且也归因于伴随着具体技术实践的共同体之间以及内部成员之间的相互承认，亦即某种道义规范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