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巴诺特克(Notker the Stammer，约840-912年)在《查理大帝传》(Gesta Caroli Magni)中有一段用“铁”来彰显查理大帝(Charlemagne或者Charles the Great，768-814年在位)的力量的著名段子。在讲述查理远征意大利的时候，他借某位名叫奥特克尔的叛逃贵族的话，来概括查理出现时的场景：“当你看到在田野里密布一片铁的庄稼，波河和提契诺河像波涛般地冲击城墙，水面由于铁的闪光而泛出黑色，那就是查理已经近在咫尺了。”当查理真正来临的时候，作者更加繁复地使用“铁”字。“此时这位铁的查理可以看清楚了，他头上戴着铁盔，手上罩着铁手套，他那铁的胸膛和宽阔的肩膀掩蔽在一副铁的胸甲里，左手高举着一支铁矛，右手永远停放在他的无敌的铁剑上面。通常大多数人为了骑马方便，大腿上都不用东西掩盖，可是轮到查理，大腿上也披上了铁甲，我无须特意提到他的胫甲，因为全军的胫甲都是铁的。他的盾牌整个都是铁的，他的战马是铁颜色并有一副铁石心肠。所有走在他前面，走在他身旁，走在他后面的人，整个军队的装备都是尽可能密切地效法他。田野和空地上都充满了铁，太阳的光芒被铁的闪光反射回去。一支比铁还要坚硬的人马普遍地崇拜坚硬的铁。地牢的阴森还不如这铁的闪光更显得可怖。‘呀，铁!倒霉的铁!’这便是从居民中间进发出来的混乱的喊叫。在铁的面前，坚实的城墙摇撼了，在铁的面前，老老少少的决心瓦解了。”②“铁的查理”不仅彰显其戎装形象，更刻画其拥有的武功之高。 不仅如此，诺特克似乎认为查理曼以来的加洛林帝王都有些偏爱“铁”。在上面引文的末尾，诺特克强调查理曼的孙子日耳曼路易(Louis the German，841-877年在位)如何继承了查理的特质，“现在我还要讲一讲这位不可战胜的路易，从少年直到七十岁的时候，是怎样地喜爱着铁，以及他当着北欧人的使节之面做了一次什么样的喜爱铁的表演”。“铁”不仅属于查理曼，也属于他的子孙们。甚至可以说，“铁”是查理曼所创建的这个帝国的属性。查理曼是否确实喜欢铁，不得而知。但可以确知的是，《查理大帝传》的作者偏爱铁。本文拟以此作为切入点，从史学史的角度，略作说明。在展开论述之前，首先对中译本稍作说明。 一、结巴诺特克与《查理大帝传》 中文读者都是通过戚国淦先生的译本来接触到这部传记的，即所谓圣高尔修道院修士的《查理大帝传》。戚国淦先生使用A.J.格兰特的英译本作为底本。格兰特的英译本采纳的拉丁文底本是由雅菲(Philipp Jaffé)编订的“Bibliotheca rerum Germanicarum”本。尽管雅菲的本子晚出(1867年)，而且他刻意与佩茨(G.H.Pertz)于1826年为“德意志文献集成”系列编订的这部作品不同，但是，也认可了佩茨关于该书作者的观点，对作者的身份并没有进一步确认。佩茨认为，除了作者的名字之外，我们可以从行文中得到不少关于作者的信息，而且大致确定其为883-887年之间在圣高尔修道院所作。③另外，手抄本不具名，文献传承上也缺乏相关说明，更没有中古图书目录提及作者的名字，因此，他将作者定名为“圣高尔修道院修士”(Monacius Sangallensis)。虽然在17世纪初卡尼修(Hermann Canisius)和郭尔达斯特(Melchior Goldast)在编订这部作品时，都认为结巴诺特克为该书作者。 1886年，卡尔·措义梅(Karl Zeumer)在其论文《圣高尔修道院修士》，1890年，格拉夫·齐培林(Eberhard Graf Zeppelin)在论文《谁是“圣高尔修道院修士”》，通过不同的方式论证这位圣高尔修道院修士就是结巴诺特克。关键性的线索来自于作者在前面所引用的那一大段“铁的查理”引文之后自称：“若非我牙豁舌结，我应更为缓慢持久地描述这一切。”④这一自称与诺特克的其他作品中的自述非常一致，例如《圣高尔传》、《致年轻兄弟瓦尔德和萨洛莫函》。对这一证据的重视，使得两位研究者发现了诺特克作品中许多与此相关的线索，遂成定谳。⑤正是对于这一关键性证据的文学化理解，使得英译者格兰特继续使用圣高尔修道院修士作为作者名。“这句话不能从字面上来理解。既然作者是在书写，而非口授，任何声音、牙齿方面的缺陷都不可能妨碍他的叙述。因此很明显，这些话语只不过是自谦的套语和隐喻罢了。”⑥ 在格兰特译本之后，英语世界又有三个新的译本，前两种都是企鹅经典丛书的译本。分别是刘易斯·索普(Lewis Thorpe)于1969年出版的译本，著名文献学家大卫·冈茨(David Ganz)于2008年翻译的本子，最新的译本则是专研加洛林史的托马斯·诺贝尔(Thomas Noble)于2009年完成的译本。他们都认为作者是结巴诺特克。 这部作品最早的手抄本，来自于12世纪，时隔写作日期已经约300年。手抄本从这个时候传播开来，应该与12世纪查理曼被封圣的现实需要密切相关。⑦所有近30份手抄本中，只有两份为单独抄录，其余都与艾因哈德的《查理大帝传》汇编一起。既说明了这两份传记互补与竞争的关系，也解释了学术界的评论多半基于它们之间的比较而生发。 由于内容上的差异，也因为作者生平的不同，艾因哈德的《查理大帝传》往往被认为是一部基于亲身见闻的信史。而诺特克写作的时候，查理曼已经去世有70余年，他又是长期足不出户的修道士，而且对于有关战争的历史根本就不感兴趣。他自己说：“下一卷是关于最勇猛的查理的战争的记录，是根据韦林贝尔特的父亲阿达尔贝尔特的口述写成……当我还十分年幼，而他已极为老迈的时候，我就住在他的家里，他常常对我讲这些战争的故事。我非常不愿意听，常常要跑掉，但是最后他全凭强力，使我听下去。”(第1卷第34节，第69页)因此，他的“被强迫听到的”、“不感兴趣的”故事有多大的真实性，就不能不让读者狐疑了。诚如戚国淦先生所言，他的《查理大帝传》“似乎对于那些带有迷信色彩的道听途说更有兴趣。他以更多的篇幅载录了这种荒诞不经的故事，致使他这本著作完全成了一本稗官野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