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C91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780(2016)02-0013-10 DOI：10.13583/j.cnki.issn1004-3780.2016.02.002 历经半个世纪，米尔斯的《社会学的想像力》已然成为社会学乃至一般社会科学的经典之作。青年学在中国以自我命名的方式宣示诞生近三十年后，也终于见到其成为一门学科的可能。在规范建制的学科意义上，青年学，如何真正成其为可能？见仁见智，众说纷纭。需冷静思考的是，作为一门学科，无论在广义(作为相对独立知识体系的学术分类)还是狭义(专业学科分类及设置)上来理解，首先是一种基于科学精神和社会责任的理想追求。就这一点来说，米尔斯的《社会学的想像力》，或许能给我们诸多有益的启示。 一、米尔斯的“社会学的想像力” “社会学的想像力”，作为社会学的著名概念之一，启发了社会学以至社会科学研究的诸多想像。那么，这种“社会学的想像力”到底是什么？ 顾名思义，“社会学的想像力”，必然是关于“社会学”的。但从通篇文字看，米尔斯并未完全或单纯属意于社会学学科范围的论证和阐述，即使在更一般意义上论及“社会科学”，也并未纠缠于学理、概念、范畴、观点和方法等等，而是极力主张和倡导一种具有更广泛和普遍意义的“想像力”，进而阐释这种想像力的意义和价值，及其在日常生活、社会活动和社会学或社会科学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激发这种想像力的种种途径和方法。 因此，米尔斯所谓的“社会学的想像力”，首先不是社会学、社会学家或社会科学家关于学科本身的种种想像力。尽管作者的论述首先诉诸社会学或社会科学，但他的写作目的则有更高的立意，即为提升“普通人”的“心智品质”，确立社会科学“对于我们时代的文化使命所具有的文化涵义”而付诸努力。正是在这两方面的意义上，米尔斯认为：社会学需要想像力！ 在米尔斯那里，“社会学的想像力”不是某种神秘而玄虚的东西，而是“普通人”理解个人经历及其与社会结构互动关系的一种重要“心智品质”。“这种品质可帮助他们利用信息增进理性，从而使他们能看清世事，以及或许就发生在他们之间的事情的清晰全貌。我想要描述的正是这种品质，它可能会被记者和学者，艺术家和公众，科学家和编辑们所逐渐期待，可以称之为社会学的想像力。”[1]3 人们为什么需要这种想像力？因为没有这种想像力或“心智品质”，人们就不可能理解个人生活历程与历史、社会结构之间的互动关系。“社会学的想像力对不同类型个人的内在生命和外在的职业生涯都是有意义的，具有社会学想像力的人能够看清更广阔的历史舞台，能看到在杂乱无章的日常经历中，个人常常是怎样错误地认识自己的社会地位的。在这样的杂乱无章中，我们可以发现现代社会的架构，在这个架构中，我们可以阐明男女众生的种种心理状态。”[1]3米尔斯这里所说的“社会学的想像力”，是“普通人”的一种具有社会学特征的想像力。它既是一种认知能力，也是一种心理素质；既是一种理性思维，也是一种感性直觉；这种素质和能力构成人“领会人与社会之间，个人生活与历史之间，自我与世界之间相互作用不可或缺的心智方面的品质”。同时，它也是一种文化，一种社会意识，一种科学方法，但在根本意义上，它是一种想像力，一种关于社会的“社会学的想像力”，而这种想像力的激发，无论对个人还是对社会学家，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对个人而言，它有助于人们逃脱那种“跌入陷阱的感觉”而对生活充满信心；对社会学家而言，将使其致力于提升“我们时代人们的生活质量”。而社会学或社会科学的责任和使命，则在于如何提升、激发人们的这种想像力。 显而易见，米尔斯着力强调的是社会学对人及人的生存状态，人的现实和历史状况，以及人们如何用“合适的方式”表述、感受和克服时代精神的“焦虑与淡漠”等问题的关注。这些既是“公众的主要论题”，也是“个人的关键性困扰”。米尔斯寄望于社会学的想像力，并提出了一个社会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即如何将个人困扰与公共议题结合起来，实现在宏观与微观之间穿梭，这构成了社会学研究独特的“心智品质和洞察能力”。在这一基础上，米尔斯将两个基本问题，即对社会变迁可能性的探寻，与对现代社会中人的意义的关切，密切地联系起来。 米尔斯批评美国社会学缺乏这种想像力，指出它的一些“不祥的趋势”：某些所谓关于“规律性”的发现和阐释，实则成为“使人类历史的材料被强迫套入超越历史的紧身衣”；某些关于“本质”的概括和论说，实质成为一种“精致却毫无生气的形式主义”；某些所谓的经验和实证研究者堕入“社会科学中一个打零工的人”，并“包容了对学术剩余物的形形色色的研究”。这些看似繁荣的社会学研究丢掉了社会学“真正宝贵的遗产”和传统。[1]21-22米尔斯还着重批判了社会科学研究的几种偏向：“宏大理论”构造的“概念王国”，实则成为“毫无意义的空中楼阁”；抽象经验主义被方法论“迷住了自己的心窍”，和宏大理论一样逃避了社会科学的使命；由于功利性的依附或实用性的目的，“形形色色的实用性”丧失了社会科学研究的独立性；科层制使社会科学研究成为“流水作业线”并将这种程式法则化，“学术行政官和研究发起人”成为“奇怪的新型官僚”和“思想的经理”[1]115；对科学哲学的批判，米尔斯提出：“我们应将它作为解放我们想像力的一种手段，一种启发程序的源泉，而不是对我们问题的限制。”就方法和理论而言，“二者的主要目的是澄清观念、简化程序，而目前最重要的是：解放而非限制社会学的想像力。”[1]81 米尔斯对社会学或社会科学的“不祥的趋势”和种种偏向的批判，归结到一点，即任何对“社会学的想像力”的压抑、遏制和损害，都将使社会科学偏离自己责任、使命和中心任务。在米尔斯看来，对于社会科学研究，“人们只有将富有想像力的思想潜入到社会现实中，才能真正有所收获。”[1]129 关于社会科学的前景，是米尔斯重点关注和论述的问题之所在。米尔斯认为，为纠正社会科学的混乱状态和恢复常态，需要一种富于建设性的、甚至是纲领性的关于社会科学前景的思想。为此，米尔斯分别从三个方面，即人类的多样性、对历史的运用、理性和自由，阐释了他关于社会科学发展的思想。米尔斯强调，社会科学必须关注人类的多样性，利用历史，注重对理性与自由的分析，同时，社会科学家应当以自由和理性为价值，并履行自己的教育和政治职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