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6；F83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6)03～0121～09 人类的经济活动如工商贸易等，需信息的快速传递：“以商家生财之道，惟凭居积贸迁。而为迁为积，又视在远市价之高低为断。苟能得声气之先，有利可图，不难一网打尽。”可见，“声气”即信息乃“商家生财”的重要基础。而“能得声气之先”，则需一定条件。具有快速传递信息功能的电报，便是绝佳的条件之一。职是之故，电报这种新型通信工具自引入中国以后，迅为商家所认知与取用。1882年11月25日，亦即中国第一条电报大干线——天津至上海线建成未满周年之际，时人便指出：“自电线传音，呼吸之间，不隔千里。各行栈家争先斗捷，皆通在远之情，莫擅独得之秘。”[1] 随着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商家对电报的倚重日深。创建于民国初年的福新面粉公司，在全国多地设立麦庄。“各地麦庄收麦的价格、数量和什么时候开始收购，都听命于上海总公司麦务部的指示(一般用电报)，而总公司麦务部对各地麦庄的指示，又根据当时上海粉市和面粉交易所的交易情况，如果粉麦交换率有利，即用电报指示收购；如果粉麦交换率不利，或者为了抑低麦价，即用电报指示止购。”[2]可见，电报已是福新面粉公司指挥调度的不可或缺之工具。正因电报对于商家如此之重要，斯时稍大企业多设有电报挂号。此已成为传统企业向现代转型的主要参数之一。国际贸易亦然。近代中国的出口商品中以生丝最为重要，民初“输出额有超过一亿两之状况”。“然则此生丝在贸易上必要之机关何在?即电信是已”。“盖生丝如绢织物等，流行之变化极多，市价之动摇亦大，当贸易品远出于欧美诸国时，若无电信之利用，决不能得交易上圆满之发达”。[3] 观上可知，电报引入中国后，日渐成为经济领域必备之工具。金融业更是显例。未通电报前，票号在“每日市面银钱平稳时，由通常信分报联号各庄”，如逢行情暴涨暴落，“用加紧专信报告，有直接关系之各分庄”；“设立电报后，则由电报报告之”。[4]另一方面，“倘遇一庄因市面变故而影响周转，一封电文，各庄马上汇集巨款，应用不穷”。[5]可见，电报为票号这类金融机构通告紧急行情、迅速调剂资金，以稳定市场，提供了极大方便。不仅如此，电报一经取用，甚且悄悄改变票号等金融机构既有的营运操作方式，衍生出诸种新型经济行为，电汇即其中之一。作为金融机构所推出的汇兑业务之一种，电汇在近代中国，初由票号开发，嗣后亦为钱庄、银行、邮政等机构办理，对斯时及其后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产生重大而深远影响，乃及当今。学界对电报与近代经济发展之关系的研究已获较丰硕的成果，①然于近代中国的电汇问题尚无专文论析。鉴此，并因其影响既巨且深，笔者拟对之作一初步考察，侧重其演进历程的梳理与功能影响的阐释，以期推进该课题的研究。 电汇在近代中国的演进历程，从其经营的主体与规模两方面观瞻，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其中，1880年代中期至1906年为发端阶段，1907年至1932年为发展阶段，1933年后为深入发展阶段。 一、票号：近代电汇的发端 电汇由票号始创于1880年代中期。嗣后，账局、钱庄、银号等机构亦开办该项业务。然在1907年票号的电汇业务由盛转衰前，这类机构的电汇量小，故票号是此间电汇最主要的经营主体。另一方面，这段时期电汇虽具一定规模，然总量有限。鉴上，1880年代中期至1906年可谓电汇的发端阶段。 近代以降，票号的汇兑业务发达。所谓汇兑，是指汇款人委托相关机构(主要为金融机构)将其款项支付给收款人的一种结算方式，初为资力雄厚的商号所推行，后成为票号的主要业务。[6]早期汇兑有票汇与信汇两种方式。其中，票汇是票号收到汇款人款项后，开出汇票，汇款人将之交收款人。后者持票到汇入地的分号或连号兑取款项。[7]信汇是票号收到汇款人的款项后，函告汇入地的分号或连号；汇款人写信告知收款人，后者再持信向该分号或连号兑取款项。[8] 电报引入中国，成为汇兑方式发生变革的重要诱因。自19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起，电报渐在中国推展开来。[9]至1890年代初，已形成规模初具的电报网，此为汇兑方式的创新奠定重要技术基础。另一方面，19世纪四五十年代，西人已开始在中国内地从事贸易及工商等经济活动，嗣后逐步扩大。六七十年代，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渐次发展起来。而工商、贸易等经济活动多需资金的快速调拨，以加速其周转。况且，政府机构在其所主导的各类经济行为(如解协饷、河工、赈济等)中，亦常需款项的及时划拨。于是，改变传统的汇兑方式，利用电报这种新型通信技术办理汇兑业务的需求渐增。此为汇兑方式的创新奠定重要市场基础。正是在上述情势下，票号率先开办起电汇业务来。两广总督张之洞曾奏：“又奉会办海军、北洋大臣李鸿章电催，提解转行司局送予光绪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由商号百川通等八家电汇藩库平纹银十二万两，限十二月二十七日赴海军衙门交纳。因气炮一款本系洋银，现以纹银汇兑，每百两应补纹水银九两，共补纹水银一万零八百两。又每百两给汇费银三两五钱，共汇费银四千二百两。统计在气炮款内支出洋银十三万五千两，业经如数提发各商号电汇赴京。旋准李鸿章电转准海军衙门十二月二十八日电覆[复]，二十七日如数收讫在案。”[10]由张奏可知：其一，在光绪十一年十二月(1886年1月)前，至少百川通等8家票号已开办电汇业务；其二，此时李鸿章等清朝大员对于票号的电汇业务已较熟晓，则表明此项业务的开办当更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