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24(2016)04～063～070 晚清民初以来的中国社会，在生产方式上，表现为由传统农业社会向近代工业社会的转变；在政治形态上，则表现为各种主义浸淫中国，各党派相互竞逐和博弈以及政党政治的逐渐确立。相应地，劳资关系是这一时期新型社会结构变化的集中体现，一些政治派别在其改造中国构想中，各援主义，诠释各自的劳资关系，并通过不同管道向劳方灌输其理论，试图通过调适劳资关系整合社会，并将工人作为基本的政治力量，将处理劳资关系作为破解社会变局、建构理想社会、重组社会结构的首要工作。 民元前后至“五四”，政党林立，① 中国社会党、工党及无政府主义党，较先以劳资关系为论题，不仅将劳资关系视为最基本的社会关系，而且还将此视为最基本的政治关系，从而为此后有关劳资关系问题的讨论定下基调。目前，相关研究一般侧重于产生过程、党派政治属性方面，而非以劳资关系层面的论述为核心，② 更缺乏从社会关系重组、政治关系建构的角度，探讨各党派对劳资关系的论述及其实践。 一、“劳资关系”成为社会问题、政治问题 萌蘖于晚清的“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在民初开始落实于党派之中。诸党派的党纲均围绕“劳资关系”而展开。 中国社会党是第一个宣称主张社会主义的团体。1911年7月，江亢虎在上海创立社会主义研究会，发行《社会星》杂志。11月，上海光复后，该会改组为中国社会党上海本部，江亢虎被推为部长。社会党成立以来，出版《社会日报》、《社会杂志》。后《社会日报》与《天铎报》合并发行，易名《社会党日刊》。1912年3月，《社会杂志》更名为《社会党月刊》。[1]该党初兴，从者甚众。“民国元年一月，仅十日间，而本部党员至五千余人，江苏、浙江两省支部成立者至二三十起。”[2]113苏州、海安等地纷邀江亢虎主持支部成立大会。福建、江西各地函请本部寄送规章、誓言、徽章亦多。[3]武昌支部成立时，男女党员达500余人。[4]3、32据该党首领陈翼龙称，阅年余，支部多至500余所，党员约500000余人。[5]596一些支部的成立引起一定的社会反响。苏州支部借座玄妙观五岳大殿开讲演大会，印规章达1000份。1912年2月5日，镇江支部成立大会，党员外来宾计达500人。为保障“各支部鼓吹须以本部言论机关为标准”，联合会议决“各党员皆有购阅日报之义务”；江亢虎还在本部召开“谈话会”，讲演“社会主义之真理”，博得众党员赞叹。[4]23、24、26、28、31中国社会党注重党员发展的质量及党性，《中国社会党规章》规定不分国界、种界、宗教界之男女，“凡了解且信从本党宗旨”，“亲到各该部填写誓书、履历书”者皆得为党员。[6]730 江亢虎不仅是各支部灵魂人物，而且利用社会关系为组建支部消除障碍。民元2月，谭延闿禁止湖南支部开会，江亢虎面见大总统孙中山，请求电饬“毋得禁止”。[4]3、26社会党在北方发展不及南方顺利，且与地方政府喜恶相关。1912年7月，江亢虎、陈翼龙以“北方虽不乏社会学家，能以社会主义飨我国人者，则无闻”赴北京，面谒内务部总长赵秉钧，得其赞同，创设中国社会党北京支部。[5]596天津、济南、烟台虽也相继成立支部，党事日盛，但一些支部却一直遭到下至地方警政、上至内务部的禁阻。“宋案”发生后，首领陈翼龙发起锄奸团、救国社，联络俄国虚无党，以图乘间举事，被京师警察厅处以极刑。[5]610、612中国社会党则力持法律解决，一面劝阻党人称兵，一面促令袁世凯退职。因遭忌恨，1913年8月，该党被袁氏解散。江亢虎发表《留别中国社会党人宣言》一文，亡命美国。 中国社会党赞襄民主共和，在此基础上，主张重新调整社会关系及政治关系。1912年11月1日，中国社会党召开第二次联合大会，订定《中国社会党规章》，确立其宗旨为：“本党于不妨害国家存立范围内，主张纯粹社会主义”。明确党纲8条：(1)赞同共和；(2)融化种界；(3)改良法律，尊重个人；(4)破除世袭遗产制度；(5)组织公共机关，普及平民教育；(6)振兴直接生利之事业，奖励劳动家；(7)专征地税，罢免一切税；(8)限制军备，并力军备以外之竞争。[6]729上述8条党纲似无等差，其实，尤以第6条为其核心。《中国社会党宣言》对该党宗旨中有关社会生产的条目，即“振兴直接生利之事业，奖励劳动家”，有其解析。它强调“劳动神圣”、“农工各业，生命攸关”，勉励从事“直接生利之事”，在“资本公诸社会”的前提条件下，实现“劳动普及”，进而实现“个人有分业，无等差，通功易事，各尽所能”。[6]732江亢虎也强调：“奖励劳动家，与泰西之推倒资本家，手段不同，而目的则一。其结果总期人人为劳动家，即人人为资本家。”[7]第6条实际决定着中华社会党所追求的社会属性、生产者的主体价值，反映出江氏主张通过国家资本主义，实现一个共享尊严、人人劳动的新型社会。此外，《党纲》“融化种界”、“尊重个人”、“破除世袭遗产制度”、“普及平民教育”、“罢免一切税”、“限制军备”等，或保障社会流动、社会成员的职业选择，或保障生产环境，胥为《党纲》第6条创造前提条件。 江亢虎反对阶级斗争，又决定着他对现实政府采取合作态度。1912年6月间，中国社会党天津支部被直隶当局冠以“无政府主义”而加以取缔。中国社会党函达直隶巡警道杨以德，申明其主张之“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实有不同：“本党主义实行以后，社会日逐改良，人民皆能直接生产，社会生产与消耗、供给与需求，各济其平，无经济上之阶级，自可弭人类之争端，秩序井然，化行俗美。孔子所谓大同之世，道不拾遗，夜不闭户。老子所谓无为而治。盖至治之极轨，自不需法制之范围，天然进化登于无治之域者，即所谓无政府也，非必今日提倡无政府主义”。[5]58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