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曾对1855年至1875年间清王朝权力结构变动和李鸿章突围而出这一“权力外移”的现象有一个初步研究。①但李鸿章何以能在晚清崛起，并不是一个权势转移和履历描述能够彻底解决的问题。在李鸿章崛起背后，有权力外移的大趋势，但并非所有身处时代大潮中人，都能脱颖而出。这里隐含着一个大变动时代权势转移的奥秘——危机和危机利用。② 1874年日本侵台事件引发的危机，在晚清“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与两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战争等重大事件相比，只能算第二层级冲突事件，因而，在中国近代史的表述中影响有限。相关研究也是以事件史方式来呈现危机及危机应对的过程，以及这一事件的结果及其影响，并做出评价。③但我们在了解相关史料之后，会发现存在两套史料，一为清廷与疆吏围绕危机应对的往来公文，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有比较完整的收录；一为李鸿章和朋僚之间的信函往来，反映并非事件主要当事人的李鸿章在其中活跃的身影，这在新版《李鸿章全集》中有比较全面的体现。④两套史料呈现出围绕事件应对和处理存在两类史实，一类是中外冲突事件及其应对，另一类是李鸿章和洋务官僚利用危机实现淮军和海防体制转型的活动。⑤后者难以纳入以往的事件史研究范畴。对这一历史复调结构有加以揭示的必要。⑥ 危机是共同面对的，但只有少数弄潮儿能够自觉利用危机，化危为机，借力借势而出。李鸿章可以说是晚清危机利用最大的获利者，也是当时最有权势和影响力的历史人物之一。本文尝试透过李鸿章和日军侵台这一个案，窥测危机和危机利用这一晚清权力变动的特殊机制，对晚清权力外移现象做进一步的探究。 一、日军侵台事件之前淮军去留问题 笔者在《“权力外移”与晚清权力结构的演变(1855～1875)》一文中曾分析天津教案发生，导致李鸿章入主直隶和北洋，并成功将盛字营淮军带入畿辅，转向国防，从而实现了权力外移的关键一步。该文重点是表述权力外移的趋势，其中一些关键的步骤和权力外移过程尚未完整精确地表述。其实，在李鸿章入主直隶后，其随带精锐淮军万人成为拱卫京师的绝对主力，从而化解了去留难题，但这毕竟是应急性临时安排。李鸿章以直隶总督兼任北洋大臣，建立起新的海防机制，但国家海防战略则是日军侵台事件之后才确立。淮军也尚未有正式名分和明确目标。这从盛军在天津忙于从事建筑天津新城，甚至参与水利工程建设，可以看出其定位和职能尚不明确，甚至以参与工程建设来体现其平时存在价值。 其实，李鸿章自西北平叛前线抽身而出，挥师东进，只是暂时解决了自身的政治出路和部分淮军的出路，铭军等淮军精锐力量仍然面临去留问题。同治十年(1871)十一月二十九日，李鸿章在复扬州粮台一位官员的信中介绍淮军西征各军，“分拨曹军门步队十七营，马队三营，加以徐邦道楚军马队两营，共计二十二营”。其余十八营，两营调天津，“其回扎徐州者尚有马步十六营”。由于山东和四川协饷均不能到位，曾国藩拟将徐州一军“酌量裁遣”。李翰章也欲“商裁武毅(军)马队若干”。“如能裁军就饷，局面亦渐收渐紧，或可勉力搘柱耳。”⑦也就是说在李鸿章任直隶总督之后，除去其带到天津的盛军，西征的大队淮军精锐，一部分继续随征，一部分撤回驻扎在徐州，还有部分驻防在两江和湖北等地。其中驻扎徐州的马步十六营，因退出西征，又没有转向应对西方的国防体系，面临裁撤压力。 同治十一年(1872)二月初四日曾国藩去世。失去曾国藩这位政治盟友，李鸿章独自面对的压力更大。⑧在回复闽浙总督何璟信中提到，“铭军调回徐州，原请由师相酌量撤留，唐提督甫经到防，尚未议及，将来应否酌撤几营、暂留几营，俟秋后察商妥办”。⑨尽管一时搁置，但裁减似乎已是大势所趋。 留在西北参与西征的铭军情况也不妙。先是铭军统帅刘铭传决意辞职归隐。刘急于求去，将西征铭军委托曹克忠(字荩臣)，为此遭到弹劾。李鸿章担心“荩臣于淮军将领既未融洽，后路粮运亦无把握”。⑩同治十一年六月，留陕铭军两百余人“哗溃”，统帅不力，令李鸿章很是忧虑。(11)铭军哗变事件发生后，曹克忠去职，李鸿章力邀刘盛藻统领在陕铭军。李鸿章试图说服刘盛藻，“迨溃衅事起，中外远近皆曰此淮军也，此铭营也”，“惟旧部铭军散落各处，将何以维持末路而保全盛名，此非独鄙人一身一家之事”，要刘盛藻出面，按朝廷撤回安置命令“次第妥筹撤留”(12)，大有收拾残局之势。 其实，李鸿章对铭军留在西北跟随左宗棠平叛一直有一种矛盾心理。一方面，西北乱局未了，铭军就有存在价值，可以继续保留。但另一方面，李鸿章也不愿意将淮军精锐滞留在平叛战争之中消耗。尤其是李鸿章再次回到沿海地区主政之后，更是如此。所以，李鸿章在给曾国藩的信中担心西路情况恶化，易帅无人，难有了局。(13)对曹克忠试图截留赴徐州淮军也表示不满，直陈“曹荩臣贪得多兵，请截留赴徐各营，殊属冒昧”。(14)对曹克忠要求增加军饷，李鸿章回以按定制无法筹措。同时，也暗中运动，试图让铭军留在陕西，不随左宗棠赴甘肃。“闻调莆中丞在京时曾为当轴言之，亦以暂行留陕协防为是”，“赴甘则主客似难相合，兵单饷薄，亦属无济于事”。(15)但另一方面也考虑一旦叛乱平复，铭军就面临去留问题。在给陕西巡抚邵亨豫信中，李鸿章表示：“肃州早迟必克，甘省必报肃清，其实仍未肃未清。届时铭军去留，已属子务(刘盛藻)禀请酌示，弟毫无成见。”(16)同治十二年(1873)十二月十六日，李鸿章得“滇、陇先后报捷”，一方面庆幸“腹地幸已肃清”，但另一方面担心，“惟已遣弁勇，未撤营头，无一善后安插之方，人心难平，隐患极巨，不待水旱灾厉而时虞其窃发，若有事变，能毋岌岌”。(17)到1874年初，“晋省现议酌撤水陆营勇”，给资费遣送回籍。(18)李鸿章请求陕西巡抚邵亨豫，“铭军目前须暂留镇，俟出关诸军脚步稍稳，后路裁遣稍有就绪，再行调撤，未为不可。惟议者总谓腹地肃清，正当裁勇节饷，鄙人独负重累”。(19)裁撤铭军似乎已是不可避免的结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