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牟利至上到共同发展

作 者:
李萍 

作者简介:
李萍,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原文出处:
伦理学研究

内容提要:

自20世纪90年代起,中国企业开始了海外直接投资,出现了跨国经营。参与其中的中资企业为此所做的准备并不充分,至少在早期阶段,几乎没有明确的企业伦理建设目标。在消费者、当地人士和学界的不断批评下,中资企业做出了伦理改进,但进度缓慢。这缘于国内的制度建设不足,减少了企业人士社会学习的机会,抬高了跨国经营的试错成本。中国政府应当放松管制,开放社会空间,鼓励非政府组织生长,从而为跨国经营的中国企业伦理跃升提供动力。


期刊代号:B8
分类名称:伦理学
复印期号:2016 年 07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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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改革开放政策的全面实施,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巨大的改变。在宏观层面,国家行动的指导理念全面转向经济优先,这直接推动了众多国民投身经济活动,并引起了社会价值观念方面的重大调整,相应地,各类道德冲突比以往任何时候更频繁地发生在每一个生活场景之中。在微观层面,国家及其派出机构不断弱化经济主导者的职能,经济空间缓慢但渐次地向非国有资本开放,新的经济主体——主要是个体户和私人投资人开始出现,他们创办了许多计划经济时代完全销声匿迹了的企业形式,例如合作企业、私营企业、合资公司、股份公司等,这些全新的经济主体和经济活动的组织者创造出了惊人的财富,实现了中国的快速崛起。在逐利动机的驱使下,80年代中期就陆续开始了个人海外投资的跨国经营行为,90年代一些大型国企也加入其中。1999年中国政府提出“走出去”战略,以强力的行政手段和经济杠杆、金融扶持鼓励中国企业向海外进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在2000年还只是9.15亿美元,2012年则上升到842.2亿美元,中国已经成为继美国、日本之后的世界第三大对外投资经济体。中国企业跨国经营也由此成为了世人关注的重要现象。然而,在海外并购企业、独立办厂、合资建厂等的过程中,不断发生中国企业遇袭事件,当地员工罢工事件,甚至有为数不少的中资企业以巨额亏损被迫关闭海外分支机构铩羽而归。其中的原因无疑是多重的,但多数中国企业缺少企业伦理关怀,未能履行企业社会责任,较少有意培育统一的企业伦理精神等,这些方面的缺失不能不说也是同样重要的原因。

       我们有必要在此首先声明一点:本文所讨论的“中国企业跨国经营”主要指20世纪90年代以后由国企、大型民企这样的正规军或集团军出于海外战略布局自主进行合资、兼并、独立设厂等活动,以自然人身份在海外注册公司或创办企业的行为都不在本文所讨论的范围之内。

       许多学者反复强调,跨国经营存在诸多风险,既有传统的大型、灾难性和不可抗拒的政治风险,也有非传统的、非政治的中型社会风险,以及小型的地方风险,即便如此,仍然有不少企业前赴后继、一往无前地向海外进军,这显然不能简单地用“冒险”、“胆大”、“钱多”来概括,因为跨国经营既然是出于企业整体战略的考虑,那就有其深刻的经济合理性。有不少经济学家及其经济学理论为此提供了有力的论证,例如垄断优势理论认为跨国公司所进行的对外直接投资,是该跨国公司所持有优势的全球性延伸,能够进行跨国投资和经营的公司具有专有技术、管理经验、融资渠道、销售能力等排他性优势,这些优势往往高出东道国企业一大截,因此,可以有效阻止东道国企业的同类竞争,成为东道国市场的“孤狼”,形成不完全竞争或寡占局面,从而维持较高的垄断价格和利润。另一个经典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则认为,一个企业从事国际直接投资,主要是由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三个基本因素决定的。不难看出,支持跨国投资的经济学理论都肯定了企业自身的优势在他国的可复制性并由此产生高于母国的产出和收益。正是对自身优势的自信和未来收益的预期,构成了企业海外投资和跨国经营的内在动因。

       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国企业的跨国经营主要集中在非洲、南美洲和中国周边欠发达的国家和地区了。欠发达国家人多、存在潜在的巨大市场;国内资本金严重不足,渴望外资;当地政府有强烈的发展经济保障就业的压力,主动示好,提供较优惠的税收、土地政策;与中国企业相比,当地企业还处于管理松散、经营水平低下的阶段;等等,这些“利好”都促使经历了国内市场化洗礼的中国企业愿意承担高额不确定风险,加之成功的大企业家大都具有较高的风险偏好性,接受“高风险高收益”的信条,愿赌服输,不差钱的中国企业如过江之鲫般义无反顾地奔向海外市场。

       具体来说,根据直接目的的不同,我们可以将中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或跨国经营区分出如下几类:第一种是服从母公司总体战略且在海外独立经营。主要是控制生产线的上下游,从而获取定价权,最终保证整个企业集团的利润稳定增长。例如,北京首都钢铁公司早在1992年就斥资1.18亿美元收购秘鲁铁矿成立了首钢秘鲁铁矿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中国北方工业企业下属的万宝矿产公司与缅甸军方的缅甸经济控股有限公司合作共同开发缅甸莱比塘铜矿。第二种是全资并购并仍保持被购企业经营主业和基本架构,其目的是增加母公司的国际竞争力,提升品牌知名度。例如,中国联想集团全资收购了IBM个人电脑部门,完成了蛇吞象式的并购,引起了全球轰动。联想集团为此将个人电脑部门总部迁至美国纽约,显示其向国际公司转型的决心。第三种是为母公司充裕的现金流提供“富矿”和增加赢利点。通常是委托专业投资银行、国际咨询公司进行全球投资,是比较纯粹的、寻找价值洼地后的资本投资以求增值的行为。例如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后,许多欧美企业深受打击,一蹶不振,资产净值急剧下挫,其中不乏许多“金矿”和优质资产,这时一些中资企业开始出面,以相对较低的价格全部买下或部分入股。第四种是“曲线救国”,为母公司分忧解难。一些行业中国国内的市场竞争过于激烈,难以找到市场机会,被逼“出走”,一些互联网企业在此方面表现突出,例如UC和猎豹都是因为国内竞争太惨烈才向外寻找生存机会的。第五种是一开始就立志做国际公司的,一些中国公司甫一成立就瞄准海外市场,最知名的就是APUS,它在海外的知名度远远高于中国国内,2015年三季度,APUS用户系统在全球有2.5亿用户。APUS遇到了适逢其时的大好机会,国际巨头Apple公司销售的手机等各种电子设备都提供了免费下载各种软件应用的平台,搭载这个平台,加上对用户需求的个性化满足和良好的用户体验,APUS获得了成功,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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