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2-052 【文章编号】1003-4048(2016)01-0059-66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96/j.cnki.rbyj.2016.01.007 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两国地缘上的接近，使日本受中国文化的恩泽甚多。鸦片战争前，由于汉文化高势能的地位，中国一直保持对日本的文化输出态势；鸦片战争失败后，汉文化地位一落千丈，日本则“脱亚入欧”，直接学习西方。明治维新后，日本学习西学卓有成效，其传统文化逐渐完成近代转型。甲午一役，彰显了日本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已领先于中国。由此，中日文化传播路径扭转为日本向中国逆输入。中国近代伦理新学科是在中西日文化的相互作用下逐渐生成，其中日本影响甚大。探究中国近代伦理新学科的生成状态，不仅可厘清我国近代伦理学萌生中的历史原貌，而且是研究近代中日文化互动与交流的重要切入点。 一、清末新式伦理教育的形成 虽然西方伦理学的大量涌入是甲午战后，但中国新式伦理教育的时间可追溯至19世纪早期。有学者研究，马礼逊在香港开办的英华书院开设的伦理课程是中国新式伦理教育的开端[1]。虽然新式伦理课在一些教会学校开设，但教会学校的传教宗旨决定其以介绍宗教伦理为主，以世俗伦理为辅。晚清时人对此批判道：“教会中人所作，以基督教为主，不合于中国之体。”[2]因此，来华传教士虽传播了一些西学伦理知识，但对中国近代社会影响十分有限。再加上清政府固守“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天道观，所以教会学校的伦理课对中国传统伦理触动不大。 真正触动中国伦理变革的是在甲午战后。由于甲午惨败，有识之士痛定思痛，认识到了日本文化教育的成功。康有为说：“近者日本胜我，亦非其将相兵士能胜我也，其国遍设各学，才艺足用，实能胜我。”[3]因此，以日为师，革新教育，成为甲午战后学界的普遍共识。在教育中，尤重德育，因为它直接关系到国民素质的高低，而国民素质又决定着国家富强。正如严复指出的：“国之强弱贫富治乱者，其民力、民智、民德三者之征验也，必三者既立而后其政法从之。”[4]基于这种认识，严复、梁启超、王国维等人不遗余力地向国人介绍西方伦理新思想，倡导伦理新教育。 由于日本近代教育的成功，于是清末新式伦理教育也以日本为样板。国人对日本新式教育推崇备至： 今日欲救中国，不可不首从教育。欲从事教育，不可不取所长于最近最易之日本。此义人多能知之[5]。 甲午战后，清政府派出不少官员到日本考察教育，罗振玉、姚锡光和吴汝纶等官员都曾去日本考察。他们折服于日本学制的严密，回国后极力鼓吹日本学制优良，促成了清末学制的改革。清末新学制基本仿照日本拟定。1902年，管学大臣张百熙进呈《钦定学堂章程》，又称“壬寅学制”，“略仿日本例定为大纲”，标志着中国近代学制的生成。“壬寅学制”明确规定： 中国圣经垂训，以伦常道德为先，外国学堂于智育体育之外，尤重德育。中外立教本有相同之理。今无论京外大小学堂，于伦理修身一门视他学科更宜注意，为培养人才之始基[6]。 因此，从蒙学到大学堂，一律设置伦理修身课，而且居各科目之首。这门课程在小学叫“修身”，在中学、高等学堂叫“伦理”。为何名称各异?1903年初，张百熙奏道：“惟修身偏重私德，伦理兼及公德。小学即课修身，应如原定，中学改课伦理。”[7]由于“私德”讲求个人修养，“公德”讲求对国家、对社会的责任，二者内容重点不同，决定了“修身”和“伦理”名称各异。《钦定学堂章程》亦说明了这种区别。“伦理”是“考求三代汉唐以来诸贤名理、宋元国朝学案及外国名人言行，务以周知实践为归”[8]，“修身当本论语孝经之旨趣，搜以人伦道德之要领”[9]，二者相较，“伦理”比“修身”范围广而学理深。因此，学校等级不同课程名亦不同理所当然。值得注意的是，“修身”的内容本于中国传统人伦道德，而“伦理”的内容除了中国传统伦理外，还要学习“外国名人言行”即西方伦理道德，已具近代新学的性质。另外，张百熙提出“中学改课伦理”，应是受张之洞的影响。1902年底，张之洞在《筹定学堂规模次第兴办折》中，建议小学设“修身”课，中学设“伦理”课，高等学校改修“道德学”。张百熙1903年的这篇奏折是回应张之洞的。他接受了张之洞的意见，“中学改课伦理”，但大学仍用“伦理”一名。而张之洞之所以有名称变更的要求，可能受了日本的影响。1890年西村茂树的《修身教科书说·附言》提及了日本关于“修身”与“伦理”的区别： 近五、六年间，有修身学、伦理学之名目，余不知其为何义。问某教育家，答曰：“修身学宜用于小学科者，英语(Moral)之译语；伦理学宜用于中学以上者，英语(Ethics)之译语。”[10] 可见，日本对于小学的伦理教育采用了“修身学”，对于中学则采用了“伦理学”，这种分野基本奠定了日本伦理教育不同阶段的学科格局。而张之洞和“壬寅学制”(1902年)对中国伦理教育不同阶段的命名，显然受到日本学科名目的影响。但中国学人对日本学科命名方式并不是全盘照搬，而是有所取舍。比如日本在近代学科命名时经常使用“……学”之类的后缀，国人在引进中仍按中国固有习惯，去掉“学”，而使用中国传统伦理固有名词“修身”、“伦理”来对应西方学科，足见浓郁的中国特色。“壬寅学制”由于制定过于仓促，再加上清廷内部权力倾轧，所以并未实施。1903年，张百熙、张之洞等人在“壬寅学制”基础上拟定了更完备的《奏定学堂章程》，即“癸卯学制”，于1904年1月由清政府正式颁行，由此开始了中国新学制的实施。“癸卯学制”继承了“壬寅学制”有关伦理教育的内容，学科名沿用不变。这样的名称改订，基本奠定了清末伦理修身课名称的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