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11X(2016)02-0021-08 1.叶方兴：米教授，您好!我是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后叶方兴，非常荣幸您能够接受我的采访。我们知道，您近几年提出了一个较为前沿的口号：知识论的德性转向(the virtue turn)，能否为我们介绍下知识论的德性转向的基本情况? 米建国：你说的是“知识论的德性转向”，其实不只是知识论，而是一个更广泛的全球性的转向，完整的表达就叫“德性的转向”(the virtue turn)。我有一本新书已经在2015年10月于Routledge出版了，书名就叫《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的道德与智德——德性的转向》。这是我近几年推动关于德性转向的一系列活动之一，德性转向不只是知识论领域，我这本书的标题《智德、道德以及中国哲学》就说明了这一点。我在2014年5月举办了一个国际学术会议，会议主题更清楚地标示出：德性的转向——德性知识论、德性伦理学与中国哲学。会中邀请了将近20位世界著名的学者。当然其中也包括了当时和我一起发动会议的Ernest Sosa和Michael Slote。Sosa是当代德性知识论的创始人，他在上个世纪80年代开启了德性知识论的发展。而Slote尽管不是德性论的创始人，但也可以算是德性论在当前最为火热的一个代表人物。他们分别代表德性知识论与德性伦理学，而中国哲学这块找不到合适的人，只好由我来代表，因为我在最近出版的几篇文章中也带入了一些中国哲学相关的元素。 Sosa、Slote和我三人分别代表德性知识论、德性伦理学和中国哲学，我们有共同的宣称，认为一个德性转向的时代已经来临。也就是说，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当中都存在这样一个转向。这个转向在英文我们称为the virtue turn，有趣的是出版社在宣传的时候在turn的前面加一个(re)，就是(re)turn。这个return在西方有回到亚里士多德的想法，亚里士多德是很好的德性理论典型。其实，不仅是在西方，在东方、在中国，我所做的工作也要进一步宣称中国哲学研究里面也有这个德性理论的典型，也有一个回复，也就是要回复到先秦儒家，特别是孔子的《论语》。我目前的研究已经做到了把《论语》和《大学》中相关的德性理论元素，置入知识论与伦理学的哲学讨论，从中找到很好的想法来作为先秦儒家进入世界哲学讨论脉络里面，并且会助益于世界的哲学对话。中国哲学可以利用这样的对话进入全球化的哲学发展之中。所以，这样的一个德性转向不仅是一个转向，同时也是一个回复。而且，更重要的是过去西方一百年里一直在讲各种转向，从最早理查德·罗蒂讲的语言学的转向，这个转向大概已经有100年了，到后来各种不同的转向，包括实用主义的转向，“规范性的转向”、“价值的转向”等。但是在讲这些转向的时候，大部分都是以西方哲学的资源为主。这次，我所提出的德性的转向，不仅仅放在西方哲学中可以适用，放在东方哲学最大的中国哲学传统里面也同时适用。所以，这样的转型有其时代意义。她代表了一整个世界的思想文明的全球化发展，不再只是一个“西方—东方”这种对立的局限于某一边、某一个面向的转向，而是一个具有全球性对话思想发展与变化中重要的转向。这样一个转向不仅将会促进东西方的、全球性哲学对话，而且对于自己内部，无论东方自己还是西方自己的哲学进展都会有很大的帮助。所以，我觉得这个转向是重要的而且具有相当的时代意义。 2.叶方兴：您刚刚谈道，“德性的转向”不仅是“turn”，而且也是一个“return”的过程。这让我们首先想到了伦理学领域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有一场德性伦理复兴运动，您提出的德性转向是不是在德性伦理复兴这样一种大的思想背景下谈的呢?它背后的理论和时代背景是什么? 米建国：当代德性伦理学可以追溯到1958年安斯库姆的文章《现代道德哲学》。这篇文章现在几乎是大家公认的当代德性伦理学的一个开端。可是这篇文章出来以后并没有马上引起广大的回响，就像安斯库姆的《Intension》这本书在行动理论一样，一直到最近才开始受到重视。我们最近正在做的一个研究，是有关知识与行动这样一个项目，也正密切注意这本书最新的发展。最近西方在行动理论的研究，intension这个议题又重新被提出来，连带着agency，主体能动性，能动的主体这样一种概念，也进入了目前主流的讨论范围，这些议题的讨论都跟德性有密切的关系。 在上世纪50年代接近60年代时，安斯库姆的文章其实并没有引起太多立即的回应，但是到了80年代中期(1985年左右)突然有三个人，至少有三位著名哲学家的重要著作几乎都在那个时候同时出现，包括：Iris Murdoch的《The Sovereignty of Good》，Bernard Williams的《伦理学和哲学的限度》和麦金泰尔的《德性之后》(After Virtue)。Iris Murdoch是英国一个女哲学家，大陆学界好像没有特别关注到她，但在英美、台湾都受到了很大的重视。很有趣的是，德性知识论差不多也是在这个时段中出现，Sosa的文章《The Raft and the Pyramid》也是在1980年代出现的。我猜想Sosa的文章不仅激起了知识论的新颖发展，也激发了Linda Zagzebski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待德性知识论的发展。这个发展侧重知识论与伦理学之间的有趣对照，同时也带入了亚里士多德实践智慧的想法。Julia Annas也针对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思想，开始讨论德性论的议题。你会发现，这段时间，新亚里士多德主义的突然出现，和德性理论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联。紧接着包括Slote也在这个潮流之下在90年代左右出版了许多的相关著作。此外，新西兰奥克兰大学也有这样两位女哲学家Swanton与Hursthouse也是德性论在当代的代表人物。这些研究新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学者在谈论这些德性论议题，让整个德性伦理学开始引起广泛的注意。从1958年到1980年代中间Anscombe的东西为什么一直没有受到注意呢，这个问题值得讨论。我自己一个比较粗略的看法是，80年代以后，西方社会文化在女性主义与两性平等的发展已经到达成熟的阶段，再加上对于少数民族的尊重与对于弱势族群的照顾，使得德性理论有了很好的发展背景。这个时期除了德性伦理学之外，德性知识论的出现也有一定的影响力，两者之间的密切互动带动整个德性理论的同时发展。在过去30年，德性知识论与德性伦理学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并行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