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F2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851X(2015)04～0029～20 致谢：感谢侯永志研究员、刘瑞明副教授以及匿名审稿专家的建设性修改意见，当然文责自负。 一、引言 随着中国进入经济发展的新常态，在发展条件和发展环境发生深刻变化的情况下，深化区域合作与分工，提高资源空间配置效率，成为实现区域协调、协同和共同发展的重要战略取向。许多文献强调了形成一体化新型产业分工格局在促进城市群转型升级与区域协调发展中的重要性，主张通过促进形成空间功能分工格局来实现协调发展(江静、刘志彪，2006；张若雪，2009；赵勇、白永秀，2012；魏后凯，2013)。但是，上述政策主张仍然需要严谨的经验研究来证实，即城市群层面的分工协作是否必然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新经济地理学认为，产业集聚基础上形成的“中心-外围”空间结构与地区差距紧密相关，“中心-外围”结构会使中心地区和外围地区的地区差距逐渐扩大(Krugman，1991；Fujita et al.，1999；范剑勇，2013)。但另一些研究表明，制造业集聚并不一定会引起地区差距的扩大(Helpman，1998；Head and Mayer，2004，2006)。进一步地，一些文献对上述研究进行了整合并基本达成一致的认识，即根据经济一体化程度(贸易成本或运输成本)的不同，产业集聚与地区差距之间存在钟状曲线式的倒“U”型关系，但是对于上述空间发展的钟状曲线是否存在，学术界同样存在很大的争议(Combes et al.，2008)。此外，新经济地理学对产业集聚基础上形成的“中心-外围”空间结构与地区差距关系的研究，并没有将服务业纳入分析框架。 按照上述关于产业集聚基础上形成的“中心-外围”空间结构与地区差距的倒“U”型关系，中国城市群在发展过程中必然会经历地区差距先攀升后下降的过程。那么，这一倒“U”型关系在中国城市群发展过程中是否成立?如果成立，中国城市群目前处在倒“U”型曲线的哪个阶段?如何尽快进入倒“U”型曲线的后半段以减小地区差距带来的损失?同时，在将服务业纳入分析框架后，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集聚基础上形成的“中心-外围”空间结构与地区差距之间是否也存在钟状曲线式的倒“U”型关系?此外，大地理范围和小地理范围层面，产业集聚与地区差距之间的机制和影响不尽相同。因此，利用中国城市群层面的数据做出细致的验证，客观准确地认知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集聚基础上形成的“中心-外围”空间结构以及空间功能分工格局与地区差距之间的关系显得非常重要。 有鉴于此，本文使用中国2003年～2011年16个城市群的动态面板数据，对空间功能分工与地区差距之间的关系进行严格的检验。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第一，综合考虑制造业和服务业协同集聚及其在集聚扩散的动态过程中形成的“中心-外围”空间结构特征，并采用系统广义矩(SYS-GMM)模型来验证空间功能分工对地区差距的影响；第二，根据中国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拐点”估计结果，对不同城市群进行分类，并提出差异化的应对思路。本文发现，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与地区差距之间的倒“U”型曲线关系在中国是成立的，倒“U”型曲线的拐点在2.43左右。对中国各个城市群的测算结果表明，仅有部分城市群已经处于倒“U”型曲线的右半段。这意味着，通过区域合作和空间功能分工来促进城市群协调发展，需要对处于不同阶段的城市群采取不同的策略。本文剩余部分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文献综述；第三部分是计量模型设定和变量选取；第四部分是计量回归结果及分析；第五部分是对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拐点”的测算以及对不同城市群的具体分析；第六部分是结论和政策建议。 二、文献综述 产业集聚及其空间分布是影响地区差距的重要因素。新经济地理学认为，在市场自组织机制的作用下，产业分布通常会呈现出“分散-集聚-扩散”的动态演进过程，并在上述动态过程中逐渐形成“中心-外围”空间结构。不仅如此，上述空间结构会对中心地区和外围地区的市场规模、劳动生产率产生不同的影响，进而引起地区差距的变化。但是在经济地理与地区差距之间是否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学术界仍然存在很大的争议。 一方面，Fujita等(1999)认为，制造业集聚基础上形成的“中心-外围”空间结构会使中心城市市场规模扩大，在“价格指数效应”和“市场规模效应”的作用下，使得中心地区和外围地区的地区差距扩大。另一方面，“本地市场效应”理论表明，产业集聚并不一定会引起地区差距的扩大(Head and Mayer，2004，2006；Combes et al.，2008)。导致上述两种认识不一致的原因是，二者的生产函数假设及其构成不同。事实上，“中心-外围”理论和“本地市场效应”理论只分析了经济地理分布与地区差距关系的两种极端情况(Head and Mayer，2004)，即劳动力流动中“要素价格调节效应”和“产业结构数量调节效应”。①基于中国经济地理的系列实证研究分别证实了上述结论。范剑勇和张雁(2009)研究发现，高技能劳动力流动所产生的“中心-外围”空间结构必将导致地区间劳动力要素价格差异扩大。范剑勇和谢强强(2010)则发现，资本跨区域流动形成的“本地市场效应”，在引致产业集聚过程中并不会使地区收入差距扩大。进一步地，Combes等(2008)对上述理论进行了有效整合，建立了更一般的分析框架，能够逻辑一致地解释集聚与地区差距之间的关系。其在线性模型下引入农产品交易存在贸易成本、经济活动空间集聚导致拥挤成本、不同消费者的迁移行为是异质的等理论假设，从理论上分析了产业集聚对地区差距的动态影响过程，得出空间不平衡遵循钟状曲线特征，即在经济一体化的初期阶段，区际差异不断加剧，在经济一体化达到某一临界值时，随着经济一体化的深化，区际差异开始缩小。基于中国经济地理与地区差距的实证研究中，范剑勇和朱国林(2002)以及范剑勇(2008)对中国地区差距扩大的结构因素进行了分解，并分析了空间结构通过“产业结构效应”与“产业集中效应”两种途径影响地区差距的作用机制，认为第二产业的高产值份额和非农产业在空间上的不平衡分布是中国地区差距扩大的根本原因。陈秀山和徐瑛(2008)证实，1996年以来中国制造业空间结构变动呈现出聚集为主的特征，且“中心-外围”地区分化特征非常显著。范剑勇(2004)进一步指出，受市场一体化阶段差异的影响，产业结构和空间结构的变化对地区差距的作用方向是不同的。在市场一体化较低水平阶段，循环累积效应会扩大地区差距；在市场一体化较高水平阶段，产业转移效应则会缩小地区差距。
”型曲线关系提供了间接证据，即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城市服务业集聚效率较高，而中部地区集聚效率较低。上述结论意味着，在通过加强区域合作和推进空间功能分工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过程中，不同类型的城市群应该采取不同的应对策略。